为了美好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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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立,到不惑,整整十年。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那一晚我站在北京寒冷的街头,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眺望。从接受创办《作文与考试》的使命起,十分钟内,杂志的框架已经在头脑中成形。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以及怎么干,这是我此前近十年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确定。

2000年夏天,我去云南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专委会在昆明的会议。第一次在几千米的高空俯瞰大地,视野中却只有厚厚的云层,明亮得刺眼。此行只有我一个人,肩负着一本杂志草创时的众多使命。那次会议,我扛着近百斤的资料,在一千五百多老师、专家、学者中不断穿梭,汗流浃背,吐沫横飞,忙得不亦乐乎,整个一个湿人。不在云端舞蹈,只贴在地面步行,说的仿佛就是那一刻,以及此后的所有日子。

学习辅导杂志,在许多同仁心目中是比较边缘化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这类杂志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远不如那些叱咤风云的大报大刊。但我不这样看。青年学生作为将来的主人,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关乎明天世界的模样。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又该给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些都是方向性的问题。如果不能解答这些问题,将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巨大的困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贯穿了我的职业生涯。2003年在长江三峡举办的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年会上,我有幸结识了河北一位报刊社的老总郝荣斋先生,从此引为知交。他是一位从仕途转入报刊界的学者。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办报刊,是有政治理想的,走仕途虽然可以高升,对社会却难有真正的作为。那一刻,在我的内心产生强烈的震动。他令我确信,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不会是孤军奋战。一个人有盼望,既来自对现状的不满意,也来自对世界深切的热爱。这种对美好生活的盼望,会慢慢成为理想,并深化为内心的信仰。

我在一次有中小学校长、图书馆培训部负责人、民办作文学校校长等在座的座谈会上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作文与考试》可以连年点中高考作文题时说道,我们有出色的编辑团队,具有中文、新闻、法律、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这使我们拥有相对开阔的视野。我们之所以可以摸到高考的脉搏,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负责高考命题的专家、为我们撰稿的优秀老师们和我们关心共同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们相似的知识背景、共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不约而同的忧患意识决定的。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未来需要他的接班人具备哪些素养和能力?我们这个社会有哪些地方或问题值得关注和改进?诸如此类问题在心头萦绕,高考指挥棒从而具有了社会风向标的作用。我举了一个例子:2001年初,我收到一篇学生作文,题目是“比尔・盖茨和雷锋谁伟大”,这个话题饶有趣味,但小作者就事论事抓不住出问题的核心。我后来发现这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一个话题,这些令人尊敬的同行们显然别有深意。直觉告诉我,高考作文题来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是主旋律,但道德的滑坡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运行――由于诚信缺失,将使社会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以致交易无法实现,由此引发的纠纷诉讼层出不穷。盖茨与雷锋对举,使经济(财富)与道德发生联系,我断言,高考作文一定会在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关系这个范畴内出题。我找到东北师大附中的夏维波老师,请他在此范畴内命题。当时有编辑表示怀疑。我开玩笑说,如果高考不在这儿出题,那不是我的问题,而是高考命题人的问题。结果,那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是:诚信。

编辑工作一项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进行价值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多方面的)。而对读者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最能体现编辑的价值。《作文与考试》有一句定位语:“敏锐的思想锋芒,温润的人文情怀”,这句话源于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拥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并且学会热爱。我们希望这本杂志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的读者在人生的关键一步走得顺畅,而且对未来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一些读者在订刊时只订了上半月,这让我感到悲哀。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本杂志,如果只满足于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都注定了不会走得太远。

十年,一本杂志会有太多的故事。来到《作文与考试》的第一天,我买了一盆刺梅,放到空荡简陋的办公室里。十年来,它不断疯长,如今用铁架子也撑它不住,只好搬到走廊里。耐旱,多刺,花期长,花朵艳丽而繁多,生命力顽强,直如《作文与考试》的写照。十年,一个国家也会有巨大的进步。我在给杂文作家魏剑美博士的一封邮件中曾说,我喜欢他的文章,并且视他以及许多和他一样致力于维系社会的良心,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作者们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这不是恭维,而是我所看重的一本杂志存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