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亭集序》《滕王阁序》《赤壁赋》看古代散文“乐―悲”情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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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集序》《滕王阁序》和《赤壁赋》都是古代散文中字字珠玑、脍炙人口的传世杰作，它们的主题、内容不尽相同，但从文章结构来看，却都采用了一种以“乐―悲”为情感线索的结构模式，由此可见，古代散文中一脉相承的文人创作意识和审美心理。

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宴会是这三篇文章共同的创作背景，无论是在兰亭举办修禊诗会、流觞曲水，还是在滕王阁上登高望远、吟诗作赋，抑或在月圆之夜泛舟赏月、弄箫畅饮，都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乐事，让人不由感到欣喜和满足。所以，王羲之由衷地感叹“信可乐也”，少年王勃更是心怀仰慕、由衷赞美，就连被贬黄州的苏轼也欣然写道“于是饮酒乐甚”，喜不自胜。眼前之景、身处之境虽然迥异，但愉悦的心情何等相似。

然而，这种喜悦之情并没能持续多久，情势急转而下，很快便“由乐转悲”，其实兴尽悲来，乐极生悲也是世间常态，慨叹盛宴不再，好景不长以及生命短暂也是普天下文人共同的情怀，又何止他们三人。但他们“悲”的心境还是有细微差别的，真是“各有各的不幸”。如《兰亭集序》中，王羲之认为情随事迁，人不可能时刻快然自足，也就是人的愿望是会发生变化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而无法得到满足，并引出了“死生亦大矣”的观点；而在失意之中的青年才俊王勃则是感慨自己命运不济，怀才不遇；苏轼的“悲”主要还是源于仕途上受到重创，文中的“悲”似乎由凄凉的箫声所引起的，但从下文援引曹操、周郎的典故，可以看出他还是哀叹人生迟暮、无法建功立业。

由此，三篇文章的“乐―悲”结构已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某种意义上说写“乐”景似乎就是为了引出“悲”情，引发人生之感慨，渲泄心头之郁结，然则文章并未就此打住，戛然而止，反而是生发了对人生，对生活更深层的探讨。例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下文中就拈出了一个“痛”字，文章结构就变成了“乐―悲―痛”；《滕王阁序》中，王勃在抒发郁郁不得志的情怀后，立即呼喊出“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慷慨之音，然后又写到虽不能遂志却可得知己的心情，可谓有喜有悲，喜忧参半，因而其文章脉络可以表达为“乐―悲―乐―悲”；而苏轼则表现得更为有趣，也更为洒脱，在《赤壁赋》中以主客辩论的方式阐述了享受人生的道理，所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显得超凡脱俗而圆满自足，其文章的情感公式当是“乐―悲―乐”。

因而，可以看出，以“乐―悲”为情感线索的结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后作者对这一现象的感慨和反思。也就是作者反映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才是文章的精髓和核心，也是最值得人们思考和探究的地方。在这里，笔者略陈陋见，我以为，王羲之的“痛”主要源于时代的因素，东晋政治黑暗，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士大夫大多不务实际、思想消极、无所作为，纵然羲之是有抱负有才学的清醒者，也无可奈何，无力回天，只能发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感叹；苏轼之“乐”则主要取决于他的生活哲学，阔大的胸襟与旷达的情怀使他虽处在人生最低谷却也能看得开，想得通，内心虽有纠结但并不耿耿于怀；而王勃的悲喜交加、喜忧参半却兼具这两方面的原因，“悲”源于刚刚蒙受仕途的打击，但并不彻底悲观，因为从个人来讲，还年轻，还有憧憬和向往，更重要的他处于一个盛唐的时代，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激励着他。还记得当别人为离别而感伤痛苦时，少年王勃喊出的却是“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的声音，这是何等的高昂和激烈啊！一时的打击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又算得了什么？

情感上的由乐转悲是极为真切和自然的，反映到文章里成为“乐―悲”情感结构模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我们都懂得“文似看山不喜平”的道理，“乐―悲”结构模式也易扣住人的心弦，引人入胜，不失为鉴赏和写作借鉴的一种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