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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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现时的中国，从政界、学界到大众传媒，“城市化”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大话题。如果说这个话题与其他的话题有什么突出的区别，那么首先可以列出的就是：它拥有着无可置疑的正当性。

说到“城市化”的正当性，我们不能不提到它的思想的、理论的重要源流之一――发展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发展主义一直担当着驱动社会、引领思潮的动力源泉的重要角色。由“落后一挨打”的民族记忆沉淀凝练而成的“朴素真理”――“发展是硬道理”，早已成为中国人广泛认同的观念意识。虽然不是没有人对蛰伏于这种发展主义背后的民族主义、社会进化主义有所意识，但如同“富国”、“强国”当初曾被面对外敌入侵的弱国的人们视为无可选择的目标一样，在今天，“提速城市化”也被人们看作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同时经济更上一个台阶、实现现代化大目标的无可选择的选择。即使是对强调“经济效率”的主张保持警觉的社会学家，面对数亿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也难对今天“城市化”的观念和目标简单地提出否定的主张来。

目前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其实正是在发展主义的框架下形成的。半个世纪以来，因国家发展大目标的需要(如城市发展的需要、工业积累的需要等等)，中国选择并一直维持了城乡二元结构式的社会体制，我们的农业被要求(被规定)承担起了原始积累的重任，我们的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农村里(这原是反城市化的)。中国的农业终于渐渐地陷入了绝境。到今天，“三农”问题成了关心“公正”价值以及关心“效率”问题的人谁都无法回避的严重社会问题，于是，同样以发展主义为思想之源的“城市化”似乎又成了必要的选择，其正当性和迫切性显得毋庸置疑。

问题在于，当一种观念主张成了切合国家目标的意识形态，那么，存在其中的种种显在的或潜在的问题，就可能有意无意地被忽略、被遮蔽。

现在，就我们一同走进“城市化”，看看“城市化”究竟给农村、农民带来了什么?

摆在新生代农民工面前艰难的选择――

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以及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制造业为主的城市，80后、90后工人正成为流水线上的主力，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他们，是有梦想的一代，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却又“进不去”，他们，本属于农村，但已经“回不去”。

打工者的队伍，的确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满鲜花的城市公园与长满杂草的乡村土坡，干净的城市马路与泥泞的乡村小路，琳琅满目的大超市与几块砖头支起的乡村小卖部，城乡差距一目了然。出来的时间越长，他们对城市愈依赖，越不愿意像父辈一样打上几年工，然后回家娶妻生娃，重新扛起锄头，守着几亩薄田度日。他们当中好多人不再甘做城市的过客，而是想永久留下来，融入到城市，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但是，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户口、房子就像两扇铁门，令这些有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心力憔悴。每月那点固定的工资，仅可以保证不被城市淘汰，想在偌大的城市安一个家，难，太难!没钱买不起商品房，没城市户口买不到保障房，一个人还可以住集体宿舍，将来结婚生子后，一家人何处安身?

“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是摆在“新生代农民5E"面前一道艰难的抉择。对现状不满，对前途迷茫，想改变却又感觉自己是那么渺小和无能为力。正如传媒人石扉客所形容的，他们就像被“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远远地抛弃在不知身处何处的小站上”，小站离故土太远，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到城市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了进出的通道。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人看到了他们身上的抗争精神，而深圳富士康的“N连跳”，又人看到了他们的迷茫与绝望。

时代列车依然在飞速前进，一批批乡村青年男女还在继续涌向城市，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梦想而来，为了圆梦，他们进城走上了流水线，涮起了盘子，扫起了马路，为城市，为有房、有户口的城里人默默付出与服务。但愿现实不要无情绞杀他们的梦想，能留给他们一丝希望，但愿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不要无情抛弃他们，能留给他们一个座位。因为他们有未来，国家才有希望。也许，他们的梦想实现的那一天，也正是我们这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复兴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