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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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漠脸上刻着沧桑，完全不像一个摇笔杆子的人。实际上，自1998年起，李漠就走出办公室，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关于拍照，李漠有自己的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拍即将逝去的历史。有人说，李漠拍“土匪”、警察、日本特务之类，是纯粹的猎奇，作为记者这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行为，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这些在正史里边记录很少的人，在野史里边往往被杜撰和演绎，只有把他们真实、客观地记录下来，才能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历史，李漠认为自己的行为就是一种记录，是对历史的记录。

留下最后的故事

李漠决定去摄影，是因为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留下历史。一些经历很特殊的人，这些人和他们所经历的事，不记录下来就会随着他们的过世成为历史的盲点。随着采访人数的增多，李漠越来越感觉到单纯文字的记录无法表现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震撼，于是，他这个并非专业的记者拿起了相机。几年里李漠从东北一直往南拍，再往西，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故事。

走到佳木斯的时候，通过《三江晚报》一个写诗的朋友，李漠认识了《鹤岗晚报》的总编助理张海宁，从他那儿得到一条宝贵的线索，有一个叫任宝富的老人，是当年谢文东（《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原型）的把兄弟，从十几岁开始就上山当了土匪，后来第一个参加黑龙江桦川县齐宝堂抗日义军的也是他。这位传奇中的老人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在乡村过着平淡的生活。

李漠马不停蹄就奔过去了。当时正赶上暴风雪，下的雪没过了膝盖，车辆无法通行，李漠硬是凭两条腿走了过去，找到了当年“座山雕”的把兄弟，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一杆枪”。任宝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沉稳，这个外表干干瘦瘦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眉宇间透出一股冷峻淡泊的气息，使人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历史的厚重感通过老人沧桑的脸、布满老茧的手散发出来。尽管李漠有人引荐，任宝富老人还是不愿意说太多，第一次采访，老人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几乎没跟李漠说什么，只是接受了拍照。一年之后，李漠再次找到了任宝富，也许是诚心感动了老人，也许是老人看出了这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采访的善意，这一次老人和李漠谈了很多，积攒在心里多年的话，竹筒倒豆子般倾倒出来，传奇般的经历，听得李漠激动不已，手里的笔刷刷地记个不停。

任宝富老人3岁失去了父母双亲，13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猪，他那个东家很苛刻，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家给打了，之后当了土匪。当归当，任宝富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不干昧良心的事，很有些侠盗劫富济贫的味道。几年之后，不堪忍受当时日本侵略者的暴虐，任宝富带头参加了齐宝堂的抗日联军，因为作战非常勇敢，而且枪法也很棒，任宝富很快就成为了一员干将。因为缺少活动的经费，大家商量以请客的名义，把谢文东（“座山雕”的原形）请出来，让他出钱抗日，不同意就不能生放他回去。谢文东在当地是很富、很有影响力一个大地主，谁送这个请柬，大家伙犯了难，最后一致推选了任宝富。

任宝富穿着大棉袄大棉裤，在大棉袄口袋里各插了一把盒子枪，就上路了。因为他特别沉稳，谢文东没有任何的怀疑，很愉快地接受了请柬，然后又在他的带领之下赴宴，并同意抗日。后来谢文东投敌，任宝富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谢文东被击毙，他的历史划了个句号，但是任宝富老人，他的历史还在继续。

像任宝富这样的老人，李漠一共采访了60多位，翻开他们的经历，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一样，他们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背后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支撑他们，李漠通过对他们的采访，留住了已经逝去的历史。

行走在都市的边缘

在拍摄这些有着奇特经历的人的同时，李漠也接触到了另外的一个人群。由于之前的拍摄经历，他养成了随身带照相机的习惯，哪怕是上街去随便走走也是相机不离手。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李漠上街买东西，在一个路边上见到一个满脸皱纹、穿着破烂的老人在路边喝水，身后停着一辆垃圾车，车上堆满了捡来的东西，很显然，这是一个拾荒的老人。“五一”放假期间，一些年轻一些或者有家的拾荒人都回家休息去了，但这个老人还在捡垃圾。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李漠停下仔细观察起老人：虽然他的生活可能很艰苦，但面容慈祥，脸上看不出被岁月折磨憔悴的神态，反而是十分地安祥。李漠情不自禁走到老人跟前，想跟老人聊一聊。但他的出现显然使老人非常惊恐，老人不愿多说，也不愿告诉李漠住在哪里，对自己的身世，更是闭口不谈，很快就推着车走了，李漠只来得及给他拍了两张照片。为避免老人不愉快，李漠也暂时回避了。过了几天，带着给老人洗好的照片和一些可以送给老人的东西，李漠在那天老人曾经走过的路边等候。一连等了几天，果然等到了，李漠把照片送给老人，老人很高兴，话也多起来，两人的距离拉近了。有过几次交往之后，老人领着李漠到了他的住处。

老人住在一个小土房里边，条件很差，四周环境也不好，弥漫着刺鼻的臭气，两人说话的时候，苍蝇就在周围飞来飞去。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李漠一坐就是半天，听老人讲他的故事。老人叫杨万庆，家里有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有儿子，都在家乡种地，按说这么大年龄，应该安享晚年了，但杨万庆还有一个抱养的孙子，杨万庆老人和儿子都吃过没有文化的亏，虽然不是自己家亲生的，但老人铁了心要让孙子上学念书。拾荒的活虽然很苦很累，但却能挣到孙子的学费，为了节省路费，老人几个月不回家一次，背井离乡地在大庆拾荒。随着对老人身世的了解，李漠对老人也产生了很多的敬意：在这个不起眼的拾荒老人心里也有着一份执着和希望。

李漠的镜头越来越多地对准了这些都市的边缘人，几年下来，他采访过的这一人群就有一二百人。李漠想通过辛苦的采访告诉现在的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群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一年也赚不上几千块钱，甚至还有很多人一辈子就没有拥有过一张一百块钱的钞票，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酸甜苦辣，希望与失望。李漠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弱势群体，虽然这样的采访常常是很辛苦的，但李漠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有价值的，因为他让读者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不平凡的一面。

现在，李漠是《法制早报》的记者，他仍然坚持在工作之余拍摄和记录。现在，李漠关注的是北京的胡同，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很多老胡同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随着轰隆隆的铲车开过，很多历史悠久的老胡同终将成为一部分人的记忆，直到最后再也无人知晓。李漠想努力用自己的镜头把它们留住，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把这段古老的文化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