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人的等级序列意识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试论日本人的等级序列意识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

日本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国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人们对等级序列自觉自愿的服从和认同。这一点，与其战后确立的民主政体和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日本人的心里，人与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当然，现代社会中的这种不平等指的不是法律意义和人格意义上的不平等，而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乐于遵守的基于权威主义的支配与服从。

在日本，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序列，如公司里不仅上级与下级的等级关系不可轻易逾越，就连同僚之间也有“先辈”与“后辈”之分。学校里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家族成员之间，都有一定的等级排序规则，甚至在一般的人际交往圈子里也往往会有“亲分”、“子分”的讲究。一个人首先必须根据自己的资历准确地判断自己在所属集团里的位置，如果他的言行与其位置不相符，有“越上”的表现，那么就会被集团排挤，最终受到“村八分”的待遇。一个人所具有的资历包括加入集团的年限长短、性别、年龄、学历、工作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等，但是，很多情况下，判别一个人的地位、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首先看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加入集团的年限长短、性别、年龄等。这是日本人论资排辈的方式，也是日本人公认的等级秩序。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日本企业三大传统经营模式曾倍受人们推崇，其中的“年功序列”制度就是典型的论资排辈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就是一个人在所属企业工作年限的长短与他的职务、工资、企业内地位高低成正比。日本人很少“跳槽”，不少学者将它归因于日本人对所属集团的忠诚，认为日本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忠诚心。但是依笔者所见，不如说是对等级制高度认同的社会氛围和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培养了日本人的“忠诚”。因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度给了日本企业职工一种心理上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只要对企业尽心尽力，发扬“爱社如爱家”的敬业精神，就可以享有晋级、提升的机会。如果一个人反其道而行之，“这山望着那山高”，那他必定很难出人头地。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枝末叶处。在日本，无论你被邀请参加任何聚会，邀请方出席成员的身份、地位一般都会让你一目了然。因为一般主宾的旁边是上座，入口处座位是下座，而发言的顺序、发言的长短、态度等都与座位的顺序有着惊人的一致。即便是学术会议，有时候学者们也很难进行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因为讨论会上，出席者如果有“先辈”、“后辈”关系或师生关系，那么发表意见时，必然会顾忌到这种人情关系而不能畅所欲言。

再如语言。日语中敬语的使用很频繁，分类也很复杂，有尊敬语、自谦语，还有郑重语。日本人在进行人际交流时，首先要辨明对方的身份地位，确认对方是在自己之上还是在自己之下。对于身份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谈话时要使用敬语，而对身份地位低于自己的人则可以使用简慢的语言。比如一个动词，往往会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很多变式，依据谈话对象以及话题当中出现的人物的身份、与自己的亲疏关系等条件做表达方式上的合理调整，如果语言表达不得体，就会影响人际关系的协调，甚至会导致摩擦。在日本，恰如其分地使用敬语是一种语言交流的艺术，而遵守等级制则是人际关系中必须强调的准则。正如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所说：“没有了序列意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就无法进行。”“没有了序列意识，我们既不知如何就座，也不知如何讲话”。

二

日本人不仅在自己的社会集团内部对等级制身体力行，长久以来，也一直是在用等级制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古代日本人曾有过两种世界秩序观。一种是佛教传来以后形成的佛教式三国观，也叫做“三国无双”模式。这种观点认为，整个世界是由本朝（日本）、震旦（唐朝）、天竺（印度）组成的，这三个国家都是拥有独立的社会、文化和传统的国家，其他的各小国和地区则分别从属于这三个国家。中国和印度是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发源地，是文明大国，日本虽然大量吸收了中国和印度文化，但是日本因为是“神国”，拥有神道思想这一卓越的文化体系，也是足可以同中国、印度并驾齐驱的。另外一种是日本式的“华夷之辨”世界秩序观。这种世界观将当时的世界各国分为“中华”、“外国”以及“外夷”。“中华”是世界的中心。“外国”是指同属汉字文化圈，并且处于“中华”之下“服膺中华之命”的东亚、东南亚各国。“外夷”主要指欧洲各国。这两种世界观都是中国的华夷思想与日本神国思想相接合的产物。

自古伊始，日本就非常在意自己在国际等级秩序中的位置。日本史书《续日本纪》曾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日本胜宝5年正月（754年），大唐朝廷上聚集了各国的代表团。这些来自亚洲各国的代表们必须按照大唐朝廷指定的位置就坐，而座次的排定基于大唐朝廷对各国国际重要性的判断。日本被指定的座席位于新罗之下，当时的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对此提出了抗议，在大伴古麻吕的坚持之下，大唐朝廷最终将日本的座位与新罗进行了置换。大伴古麻吕的民族自尊意识受到了当时日本朝廷的赞赏，这一小小的更换座位事件遂被郑重其事地载入了日本史册。

在日本人看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强者支配弱者，弱者依附强者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古代，当中国强盛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存有敬畏之心。近代，当中国日益衰败以后，日本认为应当构建一种日本领导之下的全新的亚洲国际秩序。日本人的世界秩序观也由原来的“本朝、震旦、天竺”的三国模式转变为“日、德、意”三国模式。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乃持久和平之前提。”天皇在此条约签订时所发出的诏书也说：“弘扬大义于八，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轸念者，为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在这里，日本表明了自己建立国际等级秩序的理想，并依据所谓的“神统”，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置于等级制序的顶端。

二战期间，为了构建一种“理想”的国际等级秩序，日本不仅给亚洲其它国家带来生灵涂炭的灾难，也让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失败了。但是，战后60余年日本政界、学界仍然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当年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一种“义举”，日本人身上肩负着将亚洲各国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领导亚洲各国对抗欧美的“神圣使命”。日本的失败是由于以弱击强、对美开战造成的，只是属于决策失误，而并非源于对人类道义和国际平等原则的践踏。战后，日本国民中也普遍存在一种错觉，那就是认为日本只是败给了美国，而并没有败给中国。甚至有人很荒唐地认为：“日本既然只是被最强大的国家打败，那么自己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二强国”。

60余年的民主和平进程并没有培养起日本人对平等的信赖。他们依然欣赏等级制，依然习惯用等级的观念看待国际秩序，而且依然直言不讳。1990年5月，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在《外交论坛》上撰文说：“对中小国家来说，国家秩序基本上是大国赐予的。中小国家的外交使命就是很好地适应现存秩序，维护本国的安全并确保经济利益。”“今天日本已经是发达的民主国家的主要一员，已不能在世界上继续推行以过去那种国际秩序为条件的被动外交了”，“日本外交必须尽快从中小国家外交转为大国外交。”栗山尚一的“国家秩序”观是日本国家等级观念的流露，同时也可以说是日本的经验之谈。

日本文化学者加藤周一指出：“日本人的外国观，有两个自古以来就明显存在的模式。其一，是强调日本的落后面，采取将特定的外国理想化的态度；其二，是强调外国的落后面，采取将日本理想化的态度。”日本人的外国观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模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当日本自觉国力不如别国的时候，它不仅会收敛自己，安分守己地扮演追随者的角色，而且往往表现出惊人的求知欲，能很谦虚地学习别人的长处。历史上，奈良、平安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和吸收，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西化风潮，战后对美国文化生活模式的崇拜，都是在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国力在当时的国际等级秩序中逊于别国的境况之下发生的。反过来，当日本一旦意识到自己拥有挑战现有秩序的实力或者确认自己的实力已居于他国之上，情况就会向另外的方向发展。这时候的日本会表现的非常傲慢、自负，有时甚至是目空一切。即便是昔日曾经学习、效仿过的对象，只要双方的上下地位发生逆转，日本的态度就会跟着逆转。在日本人的等级制里，对上的谦卑服从与对下的傲慢从来都是互为表里的。不仅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即便从战后的美日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处在上升势头，而美国经济则表现出相对回落。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凸显，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开始按耐不住傲慢的情绪，萌动了对美国说“不”的念头。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一书里说：“今天，白人创造的现代文化实际上正面临终结……包括经济在内，技术文明正在从西方逐渐向东方、向太平洋方向转移。”“美国是在近代历史的末期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现在却已出现了日薄西山的征候，在很大的程度上将要取代美国的，竟是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得一提的、而且是有色人种的日本。”“日本的尖端技术已经成为可以左右战争力量的核心部分。”“假如日本把半导体卖给苏联而不是美国，就可能导致军事力量的平衡发生根本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石原等人的言论引起了很多日本人的共鸣。

1990年3月3日，《钻石》周刊发表了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题为《日本的时代正在到来》的文章，称“在现在的世界上，包括美苏在内，无论哪个国家如不接受日本资金和运用日本技术，就很难设想会有稳定的经济运营”。“90年代将成为日本的时代。”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舛添要一在《日本要使21世纪成为日本世纪》一文中分析说，9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与明治维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大变动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秩序一直是靠美国的军事力量维持的。到了90年代，这种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将以“资金”和“高技术”这两种武器支配世界。日本距离世界超级大国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日本继续努力，就可以充当世界主角，21世纪就将是日本的世纪。

可是，当日本发现超越美国的梦想并不现实的时候，不仅马上规规矩矩地站回原位，而且坦率地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在日本人对待美国的态度上，增田俊男如下的讲话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军事力方面与美国匹敌。谁同拥有世界最大军事力的美国对抗或对着干，必须花费惊人的代价和精力，牺牲自己的国民，到头来只能落得个毁灭的下场”。言外之意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听命于美国，因为美国现在位于“国际等级结构”的金字塔顶端。

日本在对美国说“不”的同时，对亚洲则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嫌恶、蔑视之情。日本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过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叫《别了，亚洲》。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日本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日本人是亚裔黄种人。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很近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中，日本从亚洲输入了文字与思想，接受了宗教，学习了政治制度。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的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的要素。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讲，“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日本是耸立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幢超近代的高层建筑”。长谷川的话与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国民导师”福泽谕吉对日本人的“教诲”如出一辙。福泽谕吉在《脱亚论》里曾把中国称为“亚细亚之恶友”，主张日本应该“谢绝亚细亚之恶友，与西欧文明共进退”。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