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丁淦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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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9月14日15时35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著名教授丁淦林因病医治无效于上海市新华医院逝世，享年79岁。9月20日15时，丁淦林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宝兴殡仪馆玉兰园举行，各界人士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向这位献身新闻学六十载的老人作了最后的告别。
丁淦林教授是我国杰出的新闻教育家、新闻史学家，他的离去是中国新闻学界的重大损失。为此，本刊特别制作了一组纪念丁淦林教授的专题。专题组稿人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陈娜。
沉痛悼念丁淦林老师
白润生
惊悉丁淦林老师逝世，无比悲痛。丁淦林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家、新闻史研究专家。他的逝世是我国新闻教育界、新闻史学界的一大损失。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丁老师年长我七岁，从年龄上看我们是同辈。但是从学术上来说，他是我的前辈，是我敬慕的恩师。
我们相识于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史学会成立后，首先组织全国有关专家编撰国家“七五”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为正副主编的编委会把我也吸纳进去，让我承担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三节第一、二、三目。为了帮助我提高写作质量，作为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编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丁老师竟然从上海来到北京，亲临寒舍指导，使我深受感动。
不仅如此，丁老师还热情支持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和学科人才的培养，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就是他的高足，《新闻传播史》也是在丁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还多次为少数民族新闻学著作撰写序文，比如，他为云南大学张宇丹教授主编的《传播与民族发展》作序，鼓励民族院校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多出成果，出高质量的成果！
丁淦林老师治学严谨、务实。拜读他的著作，我们会深深感受到他是一位有独到见解、学养丰厚、底蕴深刻的新闻学研究的大家。但是他谦逊和蔼，平易近人。他把教好学生，奖掖后进，共同推进新闻学科的发展作为自己的职责。
噩耗传来，难以相信。去年12月10日借参加复旦论坛的机会，我与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天津师范大学的陈娜老师及我的学生丁艳丽一同拜望了德高望重的丁淦林老师。那时他给我们的印象是精神矍铄，乐观向上，思维敏捷。临别时互道珍重，未曾想，这却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故人驾鹤去，生者长相思。愿丁淦林先生一路走好！
（作者系丁淦林教授的好友，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世事洞明，宅心仁厚 有教无类，不立门户
陈建云
9月13日中秋小长假后第一天上班，我意外地听说丁淦林老师突发脑溢血，正在上海新华医院抢救。拦车直奔医院，楼上楼下反复几趟终于找到重症病房，却错过了探视时间。第二天课后准备再去医院，不料老师已于下午3时35分驾鹤西去。再也见不到可敬可亲的老师了，人天永隔，痛悔曷极！
我是丁淦林老师招收的最后一届博士研究生，2000年秋入学，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丁老师在新闻传播学界德高望重，门生故旧遍天下，我只是帐前一员末将。
以我的感悟，丁老师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智者。他1951年从江西南昌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生经历那么多政治运动，始终没有受到过大的影响。据我所知，丁老师既没有整过人，也没有贬损过自己，安全过关，全身而退,我们学生辈私下都戏称他是“不倒翁”、“老法师”。他以对世事的洞察和做人的智慧，做到了利己而不损人。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很高境界的处世哲学。
聪明的人易流于圆滑机巧，峭傲尖刻。丁老师处世既不圆滑，对人也不尖刻，因为他有一颗宽厚仁爱之心。2000年5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笔试成绩出来之后，我从开封来到上海，想面见丁老师，表达一下自己求学的渴望。我惴惴不安地打电话给丁老师，他说非常不巧，自己要出差去外地。当他听说我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才来到上海，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事非经过，是无法体会自己当时感到的温暖的。智者不惑，仁者爱人，这些小事，无不是丁老师宽厚仁爱之心的自然流露。
在教书育人方面，丁老师也是孔夫子“有教无类”理念的践行者。有一位师姐，相当有学识才情，但是容貌平平，口齿不清。可是丁老师不弃，还是把她收了下来，他看重的是这位师姐的学识和上进之心。据说，丁老师为此还招来一些非议。殊不知，这正是丁老师“有教无类”的过人之处呢。
张大旗树山头，立门户分亲疏，学术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门户之争，这是中国知识界的通病，自古亦然。但是丁老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没有所谓的“师门”概念。对学生，他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一样地关爱有加。丁老师仙逝后，各方纷纷寄托哀思，足以说明他的有容乃大，无私则高。
世事洞明，宅心仁厚，有教无类，不立门户，这是我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一己之见。春风化雨，桃李成林，丁老师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对丁老师，我不忍心说一路走好，因为，不走最好。
（作者系丁淦林教授的博士生，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秋天的怀念
商娜红
中秋节那天，南宁的雨下得很大，到了晚上才停歇。接到丁老师病危的电话，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怎么会是这样呢？和丁老师的小儿之向通了电话后，我决定第二天飞去上海，也许那真的就是最后一面，也许我们的心可以打动上苍，有奇迹出现……
到上海的时候，天色已晚，上海的夜已有了秋天的寒意，怎么这么快就寒起来了呢！
9月14日快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被允许进病房了，我站在丁老师的床前，喊了一句“丁老师，我来看你了”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丁老师躺在那里，似乎在睡着，呼吸机的沉重让他有点疲累，之向帮他抚了抚头发，想让父亲舒服一些。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和脸颊，那么温热，那一刻，我的眼泪在飞……
去年6月底，我从美国回来，专程去看过他，他的嗓子有点哑，精神却如常，接电话很踊跃，我知道他好想和我们说话，却总被师母赶走，像个不情愿的小孩，有点委屈，有点不甘。我们知道师母爱惜他，也劝他说：“好好地，听师母的话，下回再聊。”谁知如今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那天中午，我们回到丁老师刚搬进半年的新家，陪着师母说话，不让她太悲伤，可是，悲伤是那么大，如何能控制得了，和师母抱在一起哭泣……
下午，快四点的时候，之向打来电话，说丁老师已离世，很平静……
那夜，我们赶最后一班飞机回南宁，在机场等机，不知道为什么，拼命吃东西，似乎只有那样吃，才让我们忘记心中的痛和恐惧，老师走了，那个如父如兄、亦师亦友的人永远地离开了，一座山像是倒掉了……
送丁老师那天，所有的师友都聚到了复旦，不知不觉中，深秋已来，天一直在下雨，我们的眼泪在飞……
怀念得恩师指导、与先生学习的文字，如今我还写不下去，我还不能习惯，让那真实的人生都变成故事的结局，只记这临终前后的点滴，聊作纪念。
（作者系丁淦林教授的博士生，现为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追悔生前少问惑 悲嗟从自难聆经
吴 飞
9月13日，同学沈荟博士发来短信，说丁老师可能不行了。看了半天，硬是不敢相信。前些日子还邀请丁老师到杭州走走，电话那头有他清亮而健康的声音，怎么可能说没就没有了呢？秋未深，夜未央，独立楼台，无言向东方，恩师竟然走了？
丁老师不是我的导师，却是我的恩师。在复旦授业时，多得先生教诲。丁先生为人谦和，话锋从来不激扬，就那样娓娓道来，但明思慎辨，如春风化雨。他对史料的熟稔，每每令我叹服，尤其是那些史书背后的故事，他信手拈来，让我们对史书的脉络有更清晰的把握。
先生在课堂上多次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避免硬伤！他说，修史，每一句话，都要有出处，时间地点，来不得半点马虎。先生还说，对学术大家，也不能盲目相信，他们的著作也往往多谬误。点点滴滴，让学生们一生受用。
（作者系丁淦林教授的学生。现为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忆恩师
王 慧
丁老师退休的前一年，我进入复旦。进入复旦的第二年，我在那曲出车祸，没能聆听丁老师的新闻史课。毕业后的第八个年头，在北京阴霾反常的初秋夜晚，通过一条短信，我被告知，丁老师走了。
期间，没有电话，没有谋面。生世如转蓬，人生的交集，只那么一段。
我却在每一次关于复旦的光影印记中，把丁老师弥漫为背景。
我的复旦之涯，由丁老师始。报考复旦前，冒失叩开老师家门，问他：非新闻专业非复旦学生从没学过新闻，能考复旦新闻博士吗？彼时距考试只有4个月。从理性推断，老师必定觉得杳无希望，言语态度却极温暖，认真叮嘱长过一小时。至成绩揭晓，向丁老师报告，电话里都听出他的欣喜，他高兴地说：太好了！
我的复旦之涯，至丁老师止。我的毕业论文后记里写：“初进复旦，丁淦林老师就叮嘱我：必须完成从‘中文’到‘新闻’思维方式的转换。我真诚地感谢丁老师的教诲。”
及至这许多年，每被问及导师是谁，必定第一个说出丁老师的名字。这分由心而生的尊敬，丁老师从来不知。想来我的导师张骏德老师，也一定会举双手赞成。
哲人提出“第二次诞生”，即相对物理生命的被动，人还有精神生命的自由。我想我对丁老师的尊敬，是因为在我的“第二次诞生”中，他不可或缺，是温暖的所在。
写这段小文时我正在北京，接受专家们对我一个攻关课题的中期检查。一年半前，恩师作为评委就坐在同一间会议室，听我的答辩。他轻言细语，耳提面命。此景依旧在，只是人不同。呜呼，人生之悲痛，莫过于此吧。
（作者系丁淦林教授的学生，现任职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办公厅）
祗今唯有千行泪 目尽青天送我师
严三九
2011年9月14日下午5时，突然接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弟陈建云副教授急匆匆的电话，我们敬爱的恩师丁淦林老师永远离开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我怎么也不相信丁老师就这样走了。
丁老师为人真诚，淳雅温和，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终生不变。199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学术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丁老师，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关照每一位青年教师，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他七十大寿、八十大寿时，我们学生提出要为他做寿，并把他的科研成果整理集结出版，都被他一一婉拒：“你们把工作做好，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不必拘于礼节形式。”
丁老师治学严谨，用功至勤，笔耕不辍。无论是撰写论著、论文，还是讲义等，均自己动手，不假他人。他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和《中国新闻图史》时，每一个字，每一幅图片，他都认真校对、核对。他虽年近八旬，仍博闻强记，其勤勉严格、一丝不苟之长者风范，是我们的楷模。
丁老师授课，不拘形式，不囿内容，不管是在校内做学术报告，还是给外校学生上课，一旦他感觉内容对学生有益，准会想办法告知学生。每次丁老师讲新闻史，都看见他拿着一本薄薄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录着大纲。对于新闻史上的故事，丁老师了然于胸，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渐渐将大家带入历史的长河中。听他讲课，就像听故事一样，经久不忘，回味无穷。
丁老师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丁老师说，他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学生“站在老一辈人肩膀上前进”。这种关爱学生和青年学者、甘为青年学者阶梯的精神是他作为老一辈学者的一贯的优良品质。丁老师直接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近六十人。作为他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均得到他的精心指点，特别是从他那里学到了学习和治学的方法。丁老师不仅仅是我们学业上的导师，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更像慈父般地关照我们。多少次酷暑寒冬，他以古稀高龄为我们送来关爱。在我们身体不适，生活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给予及时的帮助。当学生们结束研究生学习生活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时，丁老师千叮万嘱，依依不舍，默默相送。
作为丁老师的学生，我们是幸运的，他的谆谆教诲使我们终生受益；作为我们的老师，丁老师又是欣慰的，因为我们永远爱戴他！
（作者系丁淦林教授的博士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深切怀念导师丁淦林先生
曾建雄
从友人电话中获悉丁先生病重入院的消息，心情备感沉重，虽然近期事务繁忙，还是想挤出时间飞往上海病榻探视，不料第二天下午即传来了先生辞世的噩耗，远隔千里的我只能打电话向同学询问先生的后事，被告知先生病逝前曾留下遗言：丧事从简。鼻头不禁发酸，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这是先生的一贯作风，处事为人低调，不愿意给别人增添负担。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时才认识和接触先生的，此前虽拜读过先生撰写的文章和主编的教材，但未曾谋面。记得考博口试，主考官是余家宏、宁树藩和丁淦林三位教授，所提的问题有一定难度，我颇为紧张，起初回答的内容有点跑题，三位长辈不动声色，很耐心地听我陈述，放松后自己有所察觉并做了些补救，仍觉得不够满意，忐忑不安，担心影响录取。好在三位长辈和颜悦色与我道别，还让我转达对我的硕士生导师虞达文教授的问候，心情遂又多云转晴。
记得在复旦求学期间，宁树藩先生曾评价丁先生头脑清醒，有想法。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丁先生在学术研究特别是教材和学科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敏感和大智慧。从院长的行政职务退下来后，他有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耕耘，其潜能也得到更大的发挥。在其后的十多年里，硕果累累，建树颇多。
例如，上世纪90年代末，由他任主编并组织作者撰稿的“高等学校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程教材”，就是针对当时本学科教材滞后的状况，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联手策划合作出版的系列教材，这套教材涵盖了中外新闻史、新闻业务的采、写、编、评和广播电视新闻等方方面面内容，出版后反响不错。
言传身教是中国教育的特点，学生往往从老师的言行当中获益。在这方面丁先生堪称导师楷模。他为人谦和低调，却又不失长者、智者的大度、大气，与世无争，与人为善。走到人生尽头时仍在为他人着想！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弟子定会牢记先生的教诲，将先生开创的良好门风发扬光大！
（作者系丁淦林教授的第一届博士生，现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代宗师 风范长存
张国良
我在复旦求学、任教的33年里，对我影响最大、教诲最深的恩师，莫过于丁淦林教授。即使离开复旦后，他仍然一直关心着我，指导着我。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概括地说，丁老师是一位少有的宽厚长者、睿智学人、谦和宗师。他给后人留下了丰硕而宝贵的精神财富，限于篇幅，我谨撰此小文，献上心香一瓣，略表缅怀之情。
宽厚长者
我从认识丁老师的第一天起，就得到一个印象：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即使在批评对方的时候，也总是那么委婉、亲切。这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
尤其让我感动的一个事例，发生在丁老师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是学科建设总负责人期间，我当时就任学院分管科研的副院长，提出尽快推进传播学科的战略，作为一位资深新闻学者，丁老师不执门户之见，更不计个人得失，而以其宽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欣然给予理解，大力支持传播学科与新闻学科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由此使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
睿智学人
丁老师不仅人缘好、师德好、学问好、文章好，而且十分睿智，善于解决各种难题。仅举一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外国学者来寻求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但由于他们大多采用定量方法，需要进行实地调查，这在很长时间里属于，因而，合作的尝试往往无果而终。对此，丁老师提出，不妨由中国学者先在国内刊物发表调查的数据和结论，然后，作为已公开出版的论著，再供外国合作伙伴参考和使用，乃至联名在国外发表，就不违背有关规定了。
这一巧妙的迂回策略收到了积极效果，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团队就和外国学者多次成功合作，陆续产出了一批不仅富有原创价值，而且享有海外影响的学术成果。
谦和宗师
尽管丁老师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声望极高，但为人非常低调，每当听到有人称其为“泰斗”、“大师”，他总是忙不迭地摇手制止。
但是，谦和并非没有原则、不分是非。记得有一年召开学位委员会会议，评审博士生导师资格，某位领导也提交了申请表格，愿望迫切，但其条件明显不符合要求。丁老师作为学位委员会主席，严格把关，与其他学位委员一道，实事求是地未予通过。为此，还引起了一点震动。因为，人们从中看到了学术的尊严、学人的风骨；也因为，当时（十来年前）这类宁可得罪领导、也要坚持原则的事例其实已不多见了。
敬爱的丁老师，您的精神不朽、英名永垂、浩气长存！
（作者系丁淦林教授的学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