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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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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论调中,城镇化始终是个支撑点。2012年十一假期,回到农村,顺路探寻了城镇化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前景和问题。

我的老家位于赣北农村,广义上属于鄱阳湖平原,但老家村子所在地并非平原,而是丘陵地带,是典型的中部小农经济景象。

家乡的机械化引人注目

在回村的路上,我竟然看到了一台小型收割机,自动割禾、脱粒,我非常好奇。去台湾采访时,我反复向台湾的农民描述家乡是如何收割水稻,对方却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而在这里,人均不足0.8亩地,整块土地平均大小不到1亩的丘陵地带,竟然也开始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回到家里,我细细打听才知,原来不少人家已经开始雇佣收割机进行收割,一亩地90元,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小时候的印象,收割水稻是最辛苦的日子,被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依靠过去的方式,完成~亩水稻的收割、脱粒和运送回家,需要3个劳动力2天时间,而且非常辛苦。

而现在,90元就可以买到全套的服务,以现在劳动力日工资100元计算,相当于600元的人力费用。由此看来,农村将有更多劳动力被机械所替代。

后来,我向一个承包了100亩地的初中同学请教,他告诉我,他自己有1台收割机,可以满足100亩地的收割任务,不用另外请工人。国产的收割机只需要三四万元一台,进口的要十几万元。我想,如果这种机械得以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可想象,估计整个村庄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我问初中同学,种田有什么风险,政府提供什么帮助?他说,除了保护价、种田补贴外,政府并无特别针对种粮大户的帮助,他最担心的是水灾。2011年过年,我曾听说过这个同学种田的故事,他完全依靠种田和养殖的收入,买了—辆小汽车。这或许是未来农民的样本。

农村公共工程的腐败触目惊心

农业税免除之后,无论是村级还是乡镇或县区的公共治理,都无任何进展。因此,虽然农民个人的住房卫生、居住条件都有较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几无任何改善。

政府层面的腐败体现在公共工程建设。从县城到乡村的柏油马路,才修了几年时间,现在已坑坑洼洼,这条乡村公路几乎没有什么货车运行,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只能说明这是豆腐渣工程。我们村农网改造的高压线路工程曾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附近整个工程段重修。

在村级层面。村内曾要求每户缴纳390元安装自来水,可是水管入户了,还没用几天,水却出不来了,原因是劣质水管在冬天爆裂了。村民纷纷要求退钱,可是没人理会。我曾一度拍照留取了村账的凭据,并且通过省水利系统的一位人大代表进行督促,村里人却通过我的亲戚找到我,让我不要插手此事。考虑到家人尚在村中居住,我也未进一步跟进。

各种腐败公共工程的产生,因为这些工程大多数仅仅对上负责,且未向村民收取费用,因此村民只叹息而无动力去监督。

县城的交通成本仍然昂贵

在家期间,我去了两次县城,道路比早年好,但是交通成本昂贵且不便,一趟公共汽车要等上个把小时才凑满一车入出发,而且下午早早地收班,16公里的路程收费6元。一位从景德镇来的客人与售票员吵了起来,说本地就是坑人,这么点路程竟然这么贵。

我分析,一是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农村公共运输规模效应降低,于是剩余的农村生活人口出行更加不便。二是部分农村生意人或城里人已经购买了运输工具,如货车、小汽车或摩托车,挤压了公共运输的需求量。三是汽油、人力等成本上涨导致了价格上涨。

我未专门调查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下乡收棉花的一般有自己的货车。未来,农村人口数量如果进一步下降,这一趋势还会加剧。对于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采取补贴政策,对乘车人或者运输企业(个体户)进行补贴,以保障基本公共需求。

农村野外的生态环境大为改善

小时候,去村后面的山上砍柴,还要担心被人家发现,因为柴草是宝贵的燃料,每个生产小组有固定的区域,有些人为了砍到好的柴草,炎炎夏日的中午去其他生产小组的山上偷柴,这被认为是严重的偷窃行为,如果偷砍树木则更为严重。

而今,山林已分到户,柴火已不再是宝贵的东西。过去光秃秃的山,现在已经绿油油,这并不是分林到户的结果,而是农村主要燃料的改变。煤和燃气的使用替代了柴草,虽然还有不少人依靠柴火为燃料,但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需求减少。

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问题不是柴草,而是野兽出没,把庄稼给吃了、毁了。多年不见的野猪越来越多,花生地、红薯地到处是它们的踪迹。还有其他各种野禽。2011年年前,村里有个猎人打了一头野猪,可漫山遍野却找不到,最后听说邻村的人发现了一头被打死的野猪。最近,我们村有个人安放的火药炸死了一头野猪,野猪吃庄稼的事少了一些。

县城房地产的前景不容乐观

如果说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那么城市的房地产则是引擎中的核心部件。可是,县城的房地产前景如何呢?以我所在的村子来看,稍微有钱的外出打工者,前几年投资房产,起初是被迫在城市租房,让下—代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买房,甚至有些买了二手房转手获利巨大,卖掉后再买新房。

只要有人接手,再贵都不是问题。小县城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房地产的每平方米最高价格却达到4000多元,平均价格也要3000多元。初中同学聚会,不少人聊到房子,他们大多在当地或附近城市做生意,算是同学中“混”得不错的一群,大多已经购房。

我个人的判断是,“80后”及更早一批农民工的住房“刚需”其实大多已经解决,剩余的是有需求没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而“90后”人群则属于完全飘荡在城市的一代,无心为房子苦心工作,也无购买力,或部分“90后”的父辈已经实现了进城购房的梦想。因此,指望城镇化提供中国经济未来20年高速发展的内生动力的说法相当不足。

除非人为再次创造激烈的城市化,即土地兼并。否则,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潜力有限。而且,真正的需求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公共设施的改善,而这些改善投资高、周期长、回报率低,并非一日之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急速土地兼并是大忌,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县城的物价已经很高,超市里不少商品的价格和大城市不相上下。未来,不仅仅是“北上广”存在挤出效应,小县城也是如此。年岁稍长的进城农民,可能重新返回乡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