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体制的想象与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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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等媒体舞台试图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在呈现阶层区分的过程中，也为这种分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及规范化的制度，让弱势群体心安理得地接受所处的社会位置，而不再追问自己何以沦为“弱势”。

2009年底的一天，有四则新闻报道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不同栏目之中。一是二套《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的深度报道；二是新闻频道《面对面》播出了柴静采访郝劲松的节目《我一直在飞》；三是法治频道在《大家看法：我建议》栏目讨论“如何让农民工讨薪不再艰难”的话题；四是二套的《对话》播出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参与对话的嘉宾是刚刚获得第三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的百位“老总们”。

这四个涉及拆迁、维权、讨薪、新富阶层的节目在不同栏目中几乎同时播出，虽非有意为之，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略显生硬的图解――既有而对拆迁挺身捍卫自己“物权”的女业主，又有敢于质问政府、国有垄断公司的“中国公民”，也有为农民工出谋划策的“好心人”，还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们。如果说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是需要被救助的群体，而经济精英们则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表，关于这些群体的再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修辞，从中可见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是如何运作的。社会的“主体”形象

《经济半小时》中播放的潘蓉与拆迁队对峙的画面，是其朋友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尽管拍摄工具带来了摄像的“民主化”，但显然放映空间要比获得拍摄的权利更重要。在这段站在潘蓉角度来维护个人房产权益的视频中，摄影机的机位是处在执法大队的后侧远方(当然，这是出于拍摄安全的考虑)。这幅藏在拆迁执法队员背后的目光，与其说是一个偷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更具权威和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当这种目光被央视所借用之时。

和潘女士一样，郝劲松面对如“铁老大”、以及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等“政府铲车”而不退缩，是拿着宪法捍卫公民权利的“斗士”。这些与体制对抗的个人，反而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和“褒扬”。这究竟是个人／公民的胜利，还是体制的招安和收编呢?有趣的是，被认为与政府、体制作对的郝劲松早在几年前就获得了“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等荣誉称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被包容的批评者却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身份，潘蓉是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海归，唐福珍是女企业家，而郝劲松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研究生，而且也是某法律公司公益部主任。

与这种中产阶级的主体不同的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企业家们呈现了另外一种面孔。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关于这个群体的描述从“勤劳致富”、“老板”、“万元户”、“暴发户”变成了企业家、资本家和建设者。与此前经常使用“民族企业”的话语来自我确认不同，这次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命名来自于十六大的报告。

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交淡中，他们不仅是当代坚持技术创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也是有社会责任心、抓住机遇的创业者。他们既是有创新精神的“浮士德”，又是员工的衣食父母，更是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可以说，他们是当下中国崛起的中坚和主体。

被合理化的“弱势”

这样两类具有法制意识的个体和民营企业家占据社会主置的同时，另外一些如农民工等底层群体并没被遗忘，而是以被救助者、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具体来说，在潘蓉、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的节目中，主置和身份都是明确的，就是“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既是一种身份的询唤，也是一种确认。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节目《大家看法：我建议》中，“我”的身份似乎也很确定，“我”显然不是讨薪的农民工，而是被邀请参与讨论的嘉宾们(专家、律师、演员以及从观众席中请下来的大学生)。

正如“让讨薪不再艰难”的名字是一个省略了“主语”和“宾语”的祈使句，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让他们讨薪不再艰难”，农民工与其说是缺席的在场，不如说是在场的缺席。他们出现在电视机的舞台上，但他们只充当着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救助、慈善、捐款的对象，是被动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台上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被锁定和认同的主置依然是那种中产阶级式、具有法律意识的个体，而不是那些讨薪的主体。

这种作为社会客体的位置，也如农民工被称为“弱势群体”一样，一方面承认他们是社会“弱势”，与残疾人、智障者等因身体“自然”原因而弱势的群体一样，从而掩饰了他们之所以弱势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又因他们是弱势所以需要得到救助，这就把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问题被有效地转移为如何帮助弱势的议题，从而不用追问他们为什么会处在底层或弱势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学的命名在彰显他们的社会处境的同时又把这种处境合理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志愿者、爱心大使、慈善事业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有效的和谐之音。

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重主体的流动和转化过程，一种是从体制之外的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上升为社会主体的过程，一种是农民工、下岗工人由工农兵的人民主体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弱势、客置的过程。这样两个过程恰好是同一种历史动力的产物，而实现这种主置转换的机制与一种关于反体制的想象密切相关。

“反”体制的想象

在潘蓉和郝劲松背后，是个体与政府或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而民营企业家显然也具有这种体制之外的身份(非国有经济)。

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体制被认为是守旧、懒惰、低效、束缚、压抑的空间，而反体制或对体制的逃离则是一种自由、开放、进取、创新的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老旧的官方说法，那么后者则是反官方的官方说法，这利，反体制恰好是改革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与其说是对体制的对抗，不如说是在体制的默许或碎裂之下出现的。

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解放思想、突破等一系列政策调整正是对那种一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和修正。也就是说，一种反体制的动力受到另一种体制的支持。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成功而有效地建构了一种反体制的想象。在这种体制(等于保守的左翼政治实践)和反体制(等于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实践)的修辞之下，反体制恰好成为一种体制重建的有效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建立在反体制的基础之上。这种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体制与反体制的修辞法延续至今，呈现一种既悖论又和谐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市场中的个体(潘蓉及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们虽然都处在体制之外，是非体制的产物，也是反体制的代表，但他们恰好以反体制的身份成为体制重建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呈现了作为体制象征的政府、官方自80年代以来就呈现一种自我分裂和悖论状态，另一方面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执政党不断自我更新和调整政策的动力，以避免陷入自我否定和矛盾的境地。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吸纳这些非体制的力量，与其说这是某种官方意识形态收编、命名了这些不被信任的“非国有经济”的群体，不如说他们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取代了国家承担其在市场化改革中被甩出去的社会包袱，既保障员工的衣食住行，又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是“建设者”，也是社会结构的组织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完成，一种是国家与体制外的个人的弥合，一种是国家与资本的融合。这种主流叙述内在分裂的现象也呈现为一种合流的状态，或者说新的官方说法与市场经济的隐形书写达成了某种共识。

然而，这种反体制的体制化想象，却充当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当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公民和自主经营的非国有经济，都因其反体制的位置而受到褒奖之时，那么被迫离开“铁饭碗”即下岗工人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一种反体制及离开体制的勇士之举，离开压抑的工厂体制走向“社会”的“自由”空间就获得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

这些国企在转型中产生的“多余的人”，作为企业包袱被迫“下岗”。也就是说，这些曾经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重新从一种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束缚”状态中，变成了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

在90年代中后期大量工人下岗的同时，是80年代末期另外一群脱离土地、家族等“束缚”的农民进城打工，变成了“半自由”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被“强制”保有一块无法买卖的土地)。可以说，工人下岗与农民工进城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一边是中小国有企业破产带来的工人失业，另一边则是逐年增加的农民工涌入东南沿海等“世界工厂”。这两个互逆的过程看似毫不相干，在社会表述中彼此“擦肩而过”(分属于工人议题和三农议题)，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抛弃多余的包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益，而吸引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样也是为了生产利润。而有趣的是，他们相遇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弱势群体”的论述中。

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乾坤大挪移”中，反体制、离开体制成为一种自由解放的神话，有效地遮蔽了曾经作为社会主体或准主体的工人与农民重新变成被资本垦殖的廉价劳动力的过程。这也就是在“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由梦想及主体想象中，被隐去了主体的“他们”所经历的异常艰难的“讨薪之路”的过程。

被放逐的生产者

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民营企业家变成了“建设者”，农民工变成“弱势群体”的时候，这种社会命名机制的出现还联系着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规训，这就是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及冷战终结而降临中国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在战后欧洲及美国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时刻，也是大量的制造业、加工业被转移到前殖民地及东亚的时刻；在消费主义成为全球化大都市景观的场景之时，也是生产者及生产的空间如工厂、车间从都市景观中消失的时刻。在消费者取代了生产者成为社会、都市景观的主体的时候，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工、下岗工人就从这些都市空间中被放逐了。

在这个消费主义的大舞台中，正如潘蓉是以业主、户主以及房子的消费者、拥有者的身份出场的，而作为建设者、劳动者的农民工则从这种空间中隐匿。如果参考农民工无法讨薪的事实，在这利，替农民工对薪的“社会正义”中，所换回的不过是维系其劳动再生产的成本，而不是农民工所失去的历史主体的位置。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成为社会救助和关系的焦点的时刻，他们作为生产者、作为“建设者”的身份也被有效地抹去了。这种消费与生产倒置的秘密在于，生产者与生产产品之间的关系被完全剥离，产品的产权不来自于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和购买者，因此，消费者或者说拥有消费能力的主体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生产者被其所生产的商品抛弃了。“消费者确实是上帝”，生产者只能隐身于上帝的背面。

这些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在央视这个舞台上“尽收眼底”，央视等媒体试图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在呈现阶层区分的过程中，也为这种分化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及规范化的制度。让不同的主体从这面意识形态的“幻镜”中不仅能够照见“真容”，而且也心安理得地接受所处的社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