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中的融合现象对社会生活影响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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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文化中的融合特性是具有实际社会功能的，在促进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社会制度的良性运行、缓解人精神压力、陶冶身心、稳定社会生活等层面，都发挥出了其广泛的文化功能。所观察民俗中不同的民俗文化经民众比较、取舍和改造，各民俗文化在机能得以调适，自身得以保护后，共同得以传承和演进并对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十六登山祛百病”习俗 藏传佛教宗教习俗 敖包祭祀习俗 民俗的融合特性 文化功能

任何民间习俗都是以满足社会和心理需要而存在，是与民族形成，民族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一些特定区域或特定民俗中所显现出的一些特性及发挥出的社会功能，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文化的实质也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一例民俗形成过程的观察，讨论不同民俗相融合后体现出的特性及发挥出的广泛的文化功能。

一、观察的民俗概况

所观察民俗传承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下简称乌里雅斯太镇为“乌镇”）。此例民俗是在融合了当地十六登山祛百病习俗（以下简称“登山”习俗）、藏传佛教宗教习俗、蒙古族敖包祭祀习俗后演进形成的一例新的民俗事象（以下简称 “新民俗”），在当地，民众对此习俗有“十六登山祛百病”、“十六爬山”、“ 十六登山”、“十六上山”等多种习称。

新民俗最初雏形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后逐渐成形。最初的民俗形式为：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这一天，乌镇民众会自发登上乌镇北山（喇嘛库伦山）去登高 ——即“登山祛百病”。 登山时多数民众还有一个“交换石子”的仪式行为，即登山前在山下捡拾一粒小石子，寓意将过去一年的宿疾灾祸转移到了这粒小石子上（祛百病），登山后再将小石子留在山顶，表示将宿疾灾祸留在了山顶；再在山上捡拾一粒新的小石子带下山，寓意带回了健康和平安。习俗的主要特点为“登山”和“交换石子”的外在行为表现和“祛病”希望得到“健康平顺”的内在心理体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2003年，因传统习俗还未得到全面推广，农历正月十六这天民众只进行“登山”习俗的仪式活动。

2004～2005年，因在北山南麓重建了寺庙（喇嘛库伦庙，又名集惠寺），山顶建了敖包（白音额日和图敖包），“登山”习俗同传统的藏传佛教宗教习俗、蒙古族祭祀敖包习俗有了接触，“登山”习俗的仪式行为迅速发生了改变，仪式行为中仍然保留了登高的传统，但 “交换石子”的仪式行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向山上敖包敬献哈达、佛教用品、奶制品等祭祀敖包的仪式行为。登山前（也有在下山后， 礼佛、登山祛病、祭祀敖包的先后顺序没有严格定式，视山上或庙宇中的人群拥挤程度和民众仪式心理而定。传统“登高”习俗中，民众认为愈早登山愈能表现出虔诚从而达到“祛病”的愿望），多数民众会进入喇嘛库伦庙内礼佛进香、祷告祈福，“登高”习俗和宗教习俗也有了交融。至此，“登山”习俗和东乌旗传统的习俗迅速产生了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例包含了“登山”习俗、佛教宗教习俗、敖包祭祀习俗，其间并伴有多种形式的大众娱乐活动、小商品经济活动、政府部门的宣教活动等，极具本地特点的、多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共同参与的新的民俗事象。

二、新民俗表现出的特性讨论

乌镇“登山”习俗主要受我国重阳节习俗的影响，正如威廉·A·哈维兰所说“所有的文化都历时而变迁”，重阳节习俗自古即已形成，在我国很多地区的民间都有传承，后随不同时期迁入乌镇的民众而扩布至乌镇，并和当地的传统习俗融合，最终形成了 “十六登山祛百病”这例新的民俗事象。

重阳节习俗 “由上而下，自古至今”的传承至今，就其扩布的特点观察，重阳节习俗具有贴近民众生活，民众更易认可和接受的特点，因此，千百年来，人们潜移默化同时又积极主动的维护、享用并传承着这一风俗。正如孙秋云所指出，“有时文化内容相对没变，但它已脱离了原有的结构，存在于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新瓶装陈酒”。重阳节习俗扩布至乌镇，因地域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习俗的结构有所改变，如习俗仪式的时间，仪式的物品和行为等都有了改变，但无论产生如何变化，其“登高祛病”这一标志性内涵却没有改变。

观察的新民俗中，传统的宗教、敖包祭祀习俗在内容上融合了“登山”习俗的仪式行为和心理功能，但自身的结构和所发挥出的文化功能并没有改变，如孙秋云所提，“社会的发展，导致文化内容的改变，但文化的结构形式却可以保持不变，这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各习俗在最终融合后，虽然文化结构或内容有不同程度改变，但各习俗自身的特点都得到了保持”。

乌镇传统习俗由于多种因素（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等）影响，在乌镇一度呈低迷状态，重阳节习俗的传入为民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寄托的平台，因此影响的民众较多，相比较呈强势状态在民众中得到传承。至传统习俗恢复以后，因其是本地区传统的习俗，有牢固的地方基础，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登山”习俗对民众的影响则开始削弱。就如孙秋云指出的，“这是单方面的调试，即一个文化受他文化的影响后逐渐失去原文化的特点，成为他文化的一部分”。对“登山”习俗，当地民众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与本地区传统的习俗进行比较、选择和取舍，最终根据需要保留了其内容、形态和功能上的意义后将其融入到了本地区传统的习俗之中，形成新的民俗事象并沿袭至今。通过上述观察，融合后的新民俗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不同的民俗经过民众的比较、选择、取舍和改造后，自然的融合成为新的民俗事象共同影响着民众；

2.各民俗都保留了各自的内涵特征，共同运行不悖；

3.各民俗经过融合后，自身机能都得到调适，得到共同保护、发展和传承。

根据以上总结，可将民俗的融合特性概括描述为：不同的民俗文化经民众比较、取舍和改造，在机能得以调适，自身得以保护后，共同对民众产生影响，并共同得以传承和演进。

应该认识到的是，民俗的融合性其本质也是民俗变异性的另一类体现，是适应文化变迁而产生的自身调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加速了一些民俗的变异甚至消亡，民俗的融合性正是城市化进程对民俗文化影响的表现之一，民俗文化要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传承中，就要不断对自身的文化机能进行调适，以适应环境并得以传承和演进，这也是民俗融合性对民俗文化的保存并促进其传承与演进的内在动力和意义所在。

三、新民俗中融合特性发挥的文化功能讨论

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总会面对各种压力，而信仰和仪式活动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些压力，使心灵得以寄托，内心得到平静。就人们的自我精神需求层面看，人的本能在社会群体中受到一定的压抑，需要一定方式的缓解，通过民俗活动，人们心中压抑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让自己重又身心轻松的投入到新的生活。另外，通过民俗的共同活动仪式，也维系和强化了群体的认同感。如郑杭生在其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指出的，“文化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之一，在维系社会运行和发展上，文化系统起着独特的作用”，乌镇形成的新民俗中，各族群众摒弃隔阂与偏见，通过相同的活动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了不同风俗文化的交流，维系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并产生了一定的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 不仅保存了文化，而且增强了群体认同意识，并对社会生活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人们在仪式活动之余，还要休闲散步、访亲会友、郊游观景、滑雪嬉戏，并在山下喇嘛库伦庙前小广场举行一些娱乐活动；寺庙内也为民众举行诵经赐福等宗教仪式活动。“登山”实际也成了人们精神寄托和宣泄的场所。通过登山人们达到了放松身心的目的，并以积极、健康和向上的精神和情趣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所述，“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们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即以此而言，这一方面的文化已有了它的功能，使人们在娱乐之余，能将精神重振起来，再有全力去负担文化的工作……”。

就如威廉·A·哈维兰所说，“一个社会不过是各个人的联合，所有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和利益”。伴随习俗的形成，也伴随产生了一些经济活动，主要为小商品、食品、宗教用品的销售。农历正月十六这天的凌晨，民众开始登山前，商家就到山脚下摆好了摊位，等到登山人潮到来即开始了生意的经营，至午后时分登山结束，商家也一同结束了经营，形成了很有特点的“十六登山”经济现象。当地政府部门也利用这一天群众大量集中，进行各种法规、政策的宣传，新民俗对社会的正常运行也发挥出了实际的作用。

“把社会理解为是一种整合的制度（sistema integrado），依然是人类学视野下的基本观念”，在人类学功能论学派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部分都对总体发挥作用，由此维持社会稳定。新民俗在产生和传承过程中，也在本地区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并发挥出了其实际的社会功效。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6][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7][英]特德·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