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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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有影响。基于CGSS2008数据，通过Probit和IV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从总体看，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产生抑制作用，而男性青年的就业参与受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却高于女性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从户籍看，农村青年的就业参与受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高于城市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重视青年群体的家庭特征差异，配套实行就业促进措施，是我国政府解决青年群体就业难的着力点。

关键词：家庭结构；青年群体；劳动参与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90-06

一、引言

劳动力要素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投入要素。虽然我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对劳动力要素依赖程度降低，但是劳动力参与率尤其是农村青年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是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特别是在当前有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的情况下，进一步解放青年群体的劳动供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有积极影响。因此，研究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

城市青年的劳动参与界定比较明确，本文中农村青年的劳动参与是指农村青年的非农就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即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二是“离乡又离土，进厂又进城”，即到城市工作，也就是产业间转移和地域间转移[1]。

影响青年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很多，劳动参与决策既是个人理性选择行为，同时一定程度上又是家庭理性选择行为。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家庭观念比较浓厚，同时退休年龄较低的国家，家庭结构对劳动参与率可能有显著的影响。因而本文从家庭结构的视角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进行实证研究。

我国家庭结构主要分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单人家庭、缺损家庭五种类型[2]。本文中的家庭结构影响因素，主要指的是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这两种类型，也就是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扩展型的家庭结构）。核心家庭主要研究扩展型标准核心家庭（父母为户主，与成年子女同住，或者成年子女为户主，与父母同住）、扩展型缺损核心家庭（父母一方为户主，与成年子女同住，或者成年子女为户主，与父母一方同住）及扩大核心家庭（父母、子女与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这三种类型。直系家庭主要研究二代直系家庭（父母与已婚儿子儿媳组成的家庭）、三代直系家庭（父母同一个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的家庭）这两种类型。概括来说，就是青年群体与母亲同住、与父亲或母亲同住及与父母或者岳父母同住三种情况。

在扩展型的家庭结构中，由于有更多的成员，家务劳动及照顾孩子的任务可以由亲友来承担，这可能会解放夫妇的劳动供给，特别是妇女的劳动供给。劳动经济学家认为妇女的劳动供给曲线呈M型，女性青年群体刚好处于M型的低谷端，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可能有生育及照顾孩子的责任，劳动参与率较低。那么，家庭结构特别是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可能对女性青年的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但是，由于父母的劳动供给与子女的劳动供给可能存在替代效用，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中由于有较多人工作，会使家庭预算约束软化，又可能会削弱青年群体的劳动供给压力。所以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效应是模糊的，这就需要进行实证验证。

二、文献综述

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可能对子女的劳动参与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积极影响。杜凤莲（2008）研究发现，父母和配偶父母的居住地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对家庭结构的反应更敏感[3]。石智雷、杨云彦（2009）研究发现，家庭依附对女性劳动供给有积极影响，但是城乡有差异，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对家庭的依附大于城市女性[4]。沈可、章元等（2012）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提升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但没有显著改善男性的劳动参与[5]。

Wang（2009）认为通过雇佣保姆等方式，核心型小家庭的家务劳动压力也会转移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型小家庭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就未必比扩展型大家庭的小[6]。程名望和潘（2012）的研究发现家庭类型影响农民在农村的非农就业倾向，表现为核心家庭从事非农就业的倾向最弱，缺损核心家庭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最强[1]。上述研究要么只研究某一个群体，要么研究对象忽略了青年群体，所以有必要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进行补充性研究。

家庭结构对子女的劳动供给也有可能没有显著影响或者是有消极影响。例如，Butler（2000）对美国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扩展型大家庭和核心型小家庭两类家庭的妇女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差异，家庭结构只会对妇女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而不会对其劳动参与率产生系统影响[7]。刘晓昀等利用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家庭规模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负影响[8]。洪秋妹、常向阳（2010）研究了同一家庭内部父母健康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父母健康不良会导致子女劳动参与减少[9]。也就是说，多代同堂也可能增加子女的家庭责任。丁守海（2012）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成年子女的劳动参与与父母的劳动参与产生替代效用，原因是彼此劳动参与的增长可以使家庭预算约束软化[10]。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未考虑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特别是农村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也没有对比家庭结构对不同户籍和不同性别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所以有必要进行补充性研究。同时，要研究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与父母同住，一方面父母能够分担子女家务及帮助子女照顾小孩，但是子女也要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另一方面父母的劳动供给与子女的劳动供给可能产生替代效应，特别是青年群体中还有“二代”和“啃老族”这类人的存在。所以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净效果在理论上是无法确认的。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填补相关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