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孩子们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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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写过一个故事，有人说和自己的妹妹在一个家庭共同生活了多年，但直到两人的母亲去世那一刻，他才“看见”她。

既然“熟视”，为何“无睹”？又因为什么机缘而“看见”？――“看见”的说法，实在大有意蕴。不过巧的是，我想我不经意间“看见”了《孩子为何失败》一书。我是说，这本书一直就在我眼皮底下晃悠，但以前我充其量只是在“看”它或者“看到”了它，发现它的价值，只是最近的事。

这就要说到前些天我听的一节英语课了。那堂课上，孩子们的身体是僵硬的，眼神是茫然的，表情是麻木的，甚至教室里的空气也是窒息的。学过living room等单词后，是“Let’s do”的环节：教师先通过动作让学生理解Watch TV等指令的含义，接着他边做动作，边发出指令，譬如Watch TV，要求学生说出Go to the living room。坐在我身边的孩子，刚学的几个单词尚未掌握牢靠，但每次回答都那么准确无误，以至于我差点相信她已完全理解两个句子之间的联系了。我悄悄问她是如何做到的，她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您难道没看见，当老师要我们回答‘Go to the living room’时，其实‘Watch TV’一念完，他的鼠标就已经滑向课件中相应的图片和句子上去了。傻瓜都知道该怎样回答！”

嘿，我真是傻瓜。她们的伎俩我真没“看见”过。多少次我也和这位同事一样，与孩子们如此“配合”，竟还为此自鸣得意呢！那么，我是在哪“看见”过这个细节呢？《孩子为何失败》中，约翰・霍特不也写过这样类似的情境吗――教师在黑板上划出三栏，分别标明名词、形容词、动词，然后出示一个单词，询问学生该词的词类。学生的命中率奇高，原因是“每当这位教师要将文字写到正确词类下时，总是以相同的准备动作走到该词类之前，因此，学生可以从他站立的姿态和角度轻易地寻出蛛丝马迹，从而说出正确答案”。

无疑，孩子们选择的策略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为了应付和搪塞老师的要求而绞尽脑汁地在想诡计。这样只会让他们陷入失败。“第一，他们不会再花心思去学习，以致他们的疑惑永远无法解开；第二，他们会认定在学校要做的就是欺骗、瞎猜、看老师的表情、找线索、从别人那里得到正确的答案。除此之外，上学再也没有别的意义了。”孩子们为什么要自掘战壕？也许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他们“害怕失败，害怕不懂，害怕被拖进他们想回避的问题中。”他们唯一可能的选项只是“鸵鸟似的自卫”，因为“他们以为老师知道你会做，他就不会责备你、处罚你”，而只要露出疑惑和恐惧的样子，老师就会个别地指导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帮助他们”，而这样就显得比较安全――他们反而控制了老师。

遗憾的是，身为学生之时，我也常娴熟地使用这样的伎俩，更深切地渴望免于恐惧的自由，但一旦身为人师，竟忘了这茬儿。我不仅视而不见，也充耳不闻――我们不仅乐于或有意受骗，习惯了受骗，也失去了教师应有的视觉和听觉。我又想起了一个同事，她上课时常使用“假声”，她说的话在学生面前漂浮，就像卡通书中气泡框里的话一样。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上课时就成了“老师”而不是“她自己”。她隐藏在“假声”和“假面”背后，连自己都看不见、听不清，又怎能从教室里所谓的喧嚷声中“听到”这个儿童乐队中各种不同音律的乐器所奏出来的音响？

有必要重新检视一下教师的“假面人生”。我们在“前台”和“后台”的生活为何分裂了呢？我们的主要目标怎么就堕落为演出了呢？“除了教室，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约翰・霍特写道，“无论是不是感到恐惧，他们必须进去。一旦到了教室，他们就会想办法克服他们的不自信，保持他们脆弱的自尊，战胜他们的恐惧心理。”而做到这些的唯一办法就是，“教育”比我们更恐惧的学生，“无视学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而认为自己比学生优越，对学生耳提面命，不能与学生平等相待，更不能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心扉”――在“教育”中暂时忘却自己，忘却恐惧，也就“安全”了。

不得不说，除了教书，我们啥也不会。我们与学科、学生甚至与自己分离，试图在学生面前保持一个一以贯之的完美教师形象。如此，怎能帮助学生感受到“这个世界有趣、令人激动的一面”，又怎能帮助学生“感觉到这个世界是透明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因为头头是道地教，或者说试图控制孩子们的思想；因为目中无人，不知道“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为不了解教育的真正力量在于唤醒，而非恫吓，所以课堂就沦为了一个“吞”话的地方，教室也就变得硬邦邦、干巴巴的――师生互相忽悠，同谋合作，一场结果皆大欢喜而又一败涂地的“好戏”开演了。

为什么就不能告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真实中生活，并拥有一种“健康的恐惧”呢？为什么就不能让孩子们毫不惧怕地自主学习，学得乱蓬蓬的，却又在丰富中拥有人性的秩序呢？难道就因为我们看不见、听不见“人”这一“真永远”？

其实，约翰・霍特早就用事实证明，在场的是位有血有肉的“真人”， 把敞亮的心灵献给学生，孩子们就会“真正知道”，而不是“似乎知道”或者“被迫知道”――他在解释他教的班级为何更优秀，学生们为何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时，骄傲地写道：“我最大的作用不是发明了多好的教学方法，而是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人。”

难的是如何看见自我，在课堂上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进而让孩子们站成一个人。霍特的人生经历也许可以给我们许多启迪，他做过许多工作，在已经可以不把教室里的挫折当成对他权威或自我价值的威胁后，才选择了当老师――此刻，他看见了自己，他相信了这个世界，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并相信自己可以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把这种生活态度传染给学生，他们因而“对世界更具信心，也充满信任，尽管世界让人无法理解，但他们都坚毅地肯定自己不会被这个世界捉弄”――孩子们成为了堂堂正正的现代公民。我们当然无法复制他的人生，但想大问题，从小处着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上互联网，交八方友，做多元事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的事吧？

或者成为一个写作者也是不错的选择。《孩子为何失败》就是作者为了向他的同事比尔・夫说明自己代他为五年级学生上课的情形，而写下的一连串的短笺。当时的反思，也不太成功，“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还错失了很多明显的线索”――这大抵减轻了我们成为写作者的恐惧――但过了20多年后，他有了更多的体会，他“看见”了以前诸多视而不见的东西，我们也看见了他的起点、探索和进步。他不停地写，也就写成了一个看见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为什么而活着的“明师”。认识自我，明见自心，他身在课堂、意在课堂、思在课堂，师生一起全然进入一种“人课合一”的境界，这大抵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吧。

当然，即便活出自己，但不找到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并且走向公众的话，孩子们的失败也是会蔓延，而是不会自动衰减的。“如果两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共同带领一个班级，照顾一班学生，随时交换意见，彼此讨论对学生的观察心得”，就如约翰・霍特和比尔・夫那样实行“二对一方式”，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约翰・霍特“看见”比尔・夫，我们“看见”约翰・霍特和我们自己那样的发现。

朱光潜先生故事中的“一个人”终于看见了他的妹妹，于他，于他妹妹，甚至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都是一件幸事。只是，我们何时才能看见自己、学生，以及人的存在呢？那时的“看见”，还需要付出至痛的代价吗？

（作者单位：湖北松滋市麻水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