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观照下的文学作品多译本对比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阐释学观照下的文学作品多译本对比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现代阐释学认为艺术文本是开放性的，对它的理解和解释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基于此，选取《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三个最具时代特色的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指出在对文学作品解读的过程中，译者理解的主动性受特定历史阶段的约束予以彰显，明确文学文本的翻译就是译者与原作者通过原文本不断对话的动态阐释过程。

关键词：阐释学；《汤姆叔叔的小屋》；多译本；动态阐释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208-03

一、引言

文学作品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它们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时空界限。对文学作品的探讨和译介也是一个超越时空，永无止境的过程。我国著名演员英若诚曾言，“一部剧本的翻译，50年后应再翻译一次；因为50年后，语言风格变了，观众已不能接受50年前的译文，为了能引起观众共鸣，50年后要有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译文。[1]”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如此。于是，在对文学作品的多译本对比研究中人们很自然地将较多的目光集中停留在译本内部，静态地对比哪个译本更忠实于原作，“信达雅”俱佳者皆为上品。这种从纯语言角度出发的译本对比局限性很大，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说服力不强。阐释学注重文本的开放性，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科学的平台。

二、阐释学与翻译

阐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广泛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它是一种探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2]。其发展经历了以圣经和罗马法为主的古代希腊阐释学，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传统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三个阶段。阐释学理论的研究出发点并不是专门针对翻译的，而是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解释。由于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和阐释在许多层面上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解读和传达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3]。因此，阐释学天生就与翻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现代阐释学认为艺术文本是开放性的，对它的理解和解释也处于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翻译始于对原作的理解，其本身也是一种解释，译文是理解的产物，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色彩。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译者与原作作者之间以原文本为中介不断对话的过程，是主观而动态的阐释。译者，作为理解的主体，在进入阐释的过程中时并非是白板一块，而必定是带着自身已有的价值观念、经验、知识、思维方式等做出各自不同的解释，进而书写出不同的译本。巴斯内特也曾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翻译活动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必然要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笔者欲以《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三个中文译本为研究范本，从阐释学角度出发，探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译者理解的主动性发挥及其采取的翻译策略。

三、《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中译本对比研究

《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以下简称《汤》）是19世纪美国女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代表作。作为黑奴文学的基石之作，小说于1852年正式出版以来已被国内外多次翻译成22种文字。本文选取了清朝末年林纾和魏易的合译本《黑奴吁天录》、八十年代初黄继忠的译本《汤姆大伯的小屋》和21新世纪之交的王家湘译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因为它们分别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翻译事业处在高潮趋势的特殊年代，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迥异，加之三位译者又都学识渊博，功底深厚，翻译能力高强，所以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语言措辞的选择

阐释学认为“理解”是人类的主体性精神活动，而语言则是能被理解的存在。人的历史性和语言性决定了人们理解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由于理解这种特性的存在，译者作为理解主体在对原文本进行阐释的同时势必会带着个人的主观性和局限性。

例1：‘I can’t make trade that way―I positively can’t ， Mr Shelby，’said the other holding up a glass of wine between his eye and the light. [4]

林译：海留曰：“我之宗旨万不如君！”言已，自引巨觥[5]。

黄译：“这种买卖我做不了，谢尔贝先生，实在不行。”对方答道，一面举起酒杯来对着灯光端详着[6]。①

王译：“我不能这样做买卖―绝对不行，谢尔比先生，”对方说，把一杯酒举在眼睛与光线之间端详着[7]。

例1中，林纾译文（以下简称林译）文言特色鲜明，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林纾本人文学造诣颇高，对传统古文的研习终其一生；二是基于对晚清时势下特定读者期待视野的关照。林纾译此书的动机是出于爱国热忱，想通过译书给晚清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民众起到敲响警钟，开启民智的作用。也正是出于译者明确的政治目的，译文中对原文内容的删减明显，把两处语义上的附加成分均省略未译，即表示强调重复的成分I positively can’t和介词词组between his eye and the light。这种译意不译词的方法也同样贯穿于林纾的整部译作。黄继忠的译文（以下简称黄译）和王家湘的译文（以下简称王译）结合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特定读者群，均采用了白话文的形式。但两位译者在对选词的理解和表现形式上却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期，封闭许久的中国读者迫切渴望汲取外来文化，故黄译多以归化译法为主，并不惜笔墨利用用脚注对原文内容加以说明，以求传递更全面和详实的原语信息。而王译却受到新世纪之交多元文化的影响，译文倾向异化直译，欧化色彩明显，以求更多地译介外来语言表达法，实现中西言语的融合。

不难看出，译者各自的期望阈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译者的阐释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都直接影响译者各自的翻译策略。再如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