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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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惊险13跳已经在媒体报道上结束了，那种惊悚将会是中国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知道未来怎么来记录这段历史，是不是像上世纪初资本主义转型期的很多关于劳资冲突记述的那样？但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转型大幕已经拉开，就是以如此极端、惨烈的事件为标志。

富士康事件所揭示的关于劳动力成本、关于全球化生产分工，甚至里面凝结的以往被故意压抑的人文关怀等，从经济上被解读为两极分化的收入差距，这已经上升为研究中国经济走势的越来越重的要素。

本刊本期三位经济学家罕有地不约而同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的收入分配上，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已经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最大主题。

智囊经济学家李稻葵从国家战略角度谈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并提出解决方案，认为这是一个综合症，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调节收入分配机制，需实行两大措施：一是严惩腐败，规范公权力的使用；二是以减税让利为大方向，减免若干企业的五险一金、改革个税征收体制、短期内加强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他对那瞎子摸象一样的瞎折腾措施持否定态度，比如以提高工资为目的推行劳动工资集体谈判，以及行政性限制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工资上升。

投行经济学家李迅雷则从收入结构变化角度分析CPI、PPI和资产价格波动，并推导出贫富差距缩小的拐点。他认为，薪酬比重的提升虽然有着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但并不治本；真正要缩小贫富差距，主要还靠政府的政策干预，如房地产调控政策、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等。如果目前政府的思路和政策能够继续贯彻，那么不久的将来，基尼系数见顶回落的可能性非常大。

一直行走在国际间的大行经济学家陶冬则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惊险时刻”。随着消费取代出口及部分投资，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估计会回落到7-8%，不过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改善。在他看来，每隔六七年，中国经济都会出现惊险的一跳：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90年代初的吸引外资热、90年代末的国企转制，到本世纪初的加入WTO，并基本成功。如今，以涨工资促转型，中国又将进行新的惊险一跳。

这一跳，中国还能再次幸运地软着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