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蛙哥”廖常乐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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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的鹦哥岭，上午还是阳光明媚，下午就是倾盆大雨，在这里呆了两年多的廖常乐时常被浇得像“落汤鸡”，不免让他怀念起江南的雨季。

“在很多人的脑海中，鹦哥岭的生活特别枯燥，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两年生活条件也改善很多，我们白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工作之余我们会打篮球，晚上会一起看电视，玩杀人游戏，打打魔兽世界。”电话那头，这个“80后”的大男孩爽朗地笑着。

那份快乐足以感染每一个人，他也有足够理由这样放声大笑，因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收获了纯真的爱情，迎来了让他牵肠挂肚的小生命。

“我和老婆一起来了鹦哥岭”

2010年7月，廖常乐来到了鹦哥岭。

在那之前，他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利用。毕业前夕，有稳定的科研院所盯着他，也有待遇不菲的私营企业“密”他，他不是没有动心过，可就在那个时候，鹦哥岭的老站长出现了。

“鹦哥岭虽然条件有些艰苦，但那是年轻人锻炼创业的好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专业所长，我不要求你们在那里呆一辈子，也不要求你呆多少时间，倘若你认为是该离开的时候，我一定欢送。”老站长的一席话让这个年轻人有些“冲动”，在了解了鹦哥岭的详细情况，并做了认真思考之后，他“行动”了，毅然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了他的女朋友王慧颖。对于他们的选择，家人、朋友十分不解，为什么放弃好端端的大城市生活，跑到一个穷山沟里去呢？

“是啊！我们为何而来？”王慧颖说，“要说我吧，纯粹是为廖常乐而来。本来我在杭州一家银行上班好好的，再说我也不是学林业的。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整天研究什么小鸟、青蛙的，弄得我也喜欢上了。”

就这样，他们俩一个建设禁渔区，一个参与资源调查与科学研究，一起扎根在了鹦哥岭。

虽然在来之前，廖常乐去过很多别的保护区，对自然环境有些基本的了解，但是在这里“安营扎寨”还是有些区别的，第一次开展科考活动时，晚上找不到搭帐篷的地方，几个人不得不睡在驻地附近一个狭小的岩洞内。不一会儿，他就因为遭受蚊叮虫咬而全身过敏，胳膊、大腿等部位痒痛不止，护林员王永另笑着说：“看你手臂，肿得就像一个粗萝卜。”第一次考察，他就尝到了一次够分量的“下马威”。

而以后的日子里，他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条件挺艰苦的，我们上山搞科研。一般都呆一个礼拜，鹦哥岭经常下雨，睡觉的时候，即使是加了睡垫，到了晚上还是湿漉漉的，就像睡在水里，晚上经常会被冷醒。”廖常乐说。

正因为环境艰苦，所以每一次廖常乐进山，王慧颖都提心吊胆。由于山上大多数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有时一连几天联系不上。为了不让她担心，一旦山里某个山头有信号，廖常乐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她报平安。

“他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有一次，我们好几天没有联系上，我当时急得根本睡不着觉。五天后，当他回到家里，护林员偷偷告诉我，说他在山上吃了变质的肉，导致食物中毒，上吐下泻。”说起廖常乐，王慧颖还是有些心痛。

“树蛙哥”的由来

在鹦哥岭，大家都叫廖常乐“树蛙哥”，因为从来鹦哥岭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在研究这个新物种。用他的话说，“2010年之前，在鹦哥岭自然保护区总共才发现两只鹦哥岭树蛙，对其种群、生态学、生物学、繁殖生物学的研究我们还是空白状态。”

鹦哥岭树蛙，是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的新种。2003年鹦哥岭科学考察时，来自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动物学博士陈辈乐等人，首先发现并捕获了鹦哥岭树蛙的标本。

两年之后的科考中，考察队在鹦哥岭主峰再次发现了鹦哥岭树蛙。

廖常乐在鹦哥岭的前半年，到主峰以及南毛拉两地进行了多次考察，但均未发现鹦哥岭树蛙的踪影。

2011年3月12日，他们在鹦哥岭主峰进行了两天的树蛙常规调查，仍没有什么收获。最后一个晚上，大家开始喝闷酒，附近突然传出奇怪的声音。

“我心想是什么东西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鸣叫呢？不是鸟，也不是虫子，难道是鹦哥岭树蛙？我一阵兴奋，立马叫上保护区护林员吉有董一起去寻找。”廖常乐说，“很快我们找到了叫声的发源地——一个约2㎡的临时性小水潭。但奇怪的是，每当我们接近发源地时，鸣叫声就停止了，如此多次，反复寻找，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都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动物。”

原以为又将无功而返，当他们整理好行李，打算下山结束这次考察时，再一次经过前一夜晚上寻找过的水潭，奇怪的叫声又出现了！他们马上冲了过去，护林员刘礼跃扒开水潭边的一块大木头，发现有一只土灰色的小蛙躲在一个土洞里面，仅仅看外表，廖常乐觉得不是树蛙，但是经过仔细辨认之后，尤其是经过清水冲洗之后，小蛙后腿的红色斑纹映入了他的眼帘，他兴奋地跳了起来，高呼“找到了”，这也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三只鹦哥岭树蛙。

不要以为找到了树蛙，他的任务就结束了，事实恰恰相反，廖常乐的树蛙之路才刚刚开始。他身背干粮、饮用水、相机和相关仪器；吉有董手持砍刀，辟山开路。山中坡大林密，酷热难耐，行不足百米，便使人气喘吁吁、头昏耳鸣。过了海拔1000多米的“好汉坡”，进入热带雨林。藤蔓密布、树木盘根，一不小心就会撞头或被绊倒。挪、爬、攀、跨、钻，前进中各种动作得变换使用。

要研究鹦哥岭树蛙的繁殖并不是容易的事，在那期间，廖常乐经常上山，观察鹦哥岭树蛙。“我在山上每天吃了早饭，就一直蹲在那里观察，一直蹲到晚上12点，因为必须要一直不停观察，才能发现树蛙的繁殖等行为。”

艰难与成就并存

相比树蛙，开展长臂猿调查来的更为艰苦，由于长臂猿有在破晓时鸣叫的习性，因此廖常乐每天早晨5点钟天不亮时就要起床，打着手电筒走到预定的监听点，通过监听长臂猿鸣叫，来确认该区域是否有长臂猿在活动。

某次调查时，到预定的监听点要经过一条陡峭的石壁。虽然白天曾踩过点，但是到了黑漆漆的凌晨，必须得手持电筒，摸索着艰难前行。没想到他一不小心，踏到了一块松动的大石头。那块大石头掉落山谷时，带动起一大片石头滚落。幸好他及时死死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几年来，廖常乐和他的团队对鹦哥岭生物资源情况作了大量科研工作。比如红外线兽类监测项目，这种相机有个感应器，能自动感受并拍摄到在镜头前出现的有温度的动物，他们在保护区的深山里安放了20台这样的相机，每月定期取回相片，整理数据。现已拍摄到有效照片2000多张，监测到兽类22种，鸟类17种，其中国家级保护动物6种。通过红外线对兽类的监测，进一步地了解了鹦哥岭的兽类生物资源情况，并掌握了重点保护动物的分布与活动规律，为有效的保护鹦哥岭的兽类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

还有鹦哥岭淡水龟项目，之前由于周边村民对淡水龟类的过度捕捉与利用，淡水龟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幅下降，通过开展这个项目，希望弄清鹦哥岭龟类的本地资料，并宣传保护龟类的重要意义，促使资源情况慢慢好转。通过对周边社区展开的大量走访与宣传，社区百姓也主动保护起周边的龟类。

而最让廖常乐感慨的是，他对王慧颖的重新认识。王慧颖在完成她的社区工作之余，也会和科考队一同上山调查。

2011年5月，他和王慧颖一起前往鹦哥岭的主峰进行科考调查，开始爬第一个山坡时，就看到王慧颖已经大汗淋淋，便心疼地想要拿过她的背包，没想到平常柔弱的她笑着说：“没事，我能行”。

在爬到1700米海拔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小水潭，大家都开始细心寻找水潭附近的野生动物，这时，王慧颖兴奋的对大家说：“快来，这里有只海南疣螈正在产卵呢！”于是大家都小心围了上来，果然，一只雌性海南疣螈正窝在水潭边的一堆腐叶上产卵，野外近距离观察海南疣螈产卵这还是第一次，王慧颖兴奋的拿起相机拍摄，并坐在水潭边观察了整整2个小时，记录到了整个海南疣螈的产卵过程。

“经历了大山工作之苦，我对她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以前总认为她习惯了大城市生活，又是独生女，怕她适应不了大山的生活。现在我才真正意识到，她其实是个肯吃苦、很坚强的女孩。这更坚定了我在鹦哥岭建功立业的信心和决心。”廖常乐说。

很快，在鹦哥岭兄弟们的祝福中，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在今年7月，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小生命。

“鹦哥岭真好，我觉得我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因为这里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力量，大家在一起很开心，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反正不会是现在。” 廖常乐若有所思，“其实我什么都想好了，大人怎么都行，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和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