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确权:愿望离现实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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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土地争议90万件：葫芦僧抑或葫芦案？
如果说现代社会有什么特点，那么，首先应该是对权利的强调和保护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权利，与其说是一种法律资格，不如说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法律边界，任何越界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
在诸多权利中，土地权利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权利。然而，也许是因为太重要的缘故，对土地权利的确认也是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中最艰难、最复杂的事情。进入21世纪的中国，似乎仍难摆脱这种困惑。土地权属纠纷，继50年代之后，再次走向前台，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一些相关资料显示，全国每年民间调解的宅基地房屋纠纷数量，近十年来每年约55万件以上，与土地有关的经济纠纷每年约为24.5万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调处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约3万件。加上未经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审理调解的各种土地纠纷，现实中每年发生的广义的土地争议在90万件之上。其中，进入法律程序的土地纠纷案件约在30万件以上。
“大量的土地纠纷都与权属有关。”一位多年从事土地问题研究的专家说，“即使一些看似不是权属纠纷的土地争议，其背后也都隐含着土地权属问题。例如一些征地补偿纠纷，最后也都落脚到权属上。”
“南方某地，解放前当地一地主解放前围海造田，造出一大片耕地，解放后，这片土地被国家没收，分给当地农村耕种。之后，从50年代开始，这片土地几易其主，经历了合作社、生产队、农场、村民小组等组织的所有或使用。2003年国家要征用这片土地，面对可观的经济补偿，几个村民小组和农场都来主张权利，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争讼数年无法解决。像这样的土地权属纠纷在全国极为普遍。”
正是这些权属纠纷，给市场经济秩序和土地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长期处于权属争议的土地无法正常进入市场，也影响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同时，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权属争议实行复议前置，首先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来解决。大量的土地权属争议，使土地管理部门陷入了无休止的案件调处的泥沼，正常的土地管理工作受到较大影响。据了解，自2006年以来，全国各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都成立了土地纠纷调处机构，一个县市级土地管理部门每年调处土地纠纷案件少则几十起，多则数百起。有些纠纷长达十几年或更长，处理难度极大。
一位在基层国土资源部门工作多年的人士对此感慨颇多：“简直无从下手，一些土地纠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积淀和利益纠葛，稍有不慎，会引起更大的矛盾。本辖区有一宗从解放前就开始争议的地块，该地块上数十年间发生过数次械斗，土地争议变为宗族世仇。现在国家修高速公路要征用该地块，利益面前，又是一个难解难分之局，处置协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实，很多土地案件都是既有权属争议，又有民事纠纷，甚至有刑事成分，决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即使解决，也可能是一个糊涂案，难以治本。”
其实，更大的影响则来自于土地权属纠纷带来的。进入21世纪，土地纠纷引发的高居各类之首，一批批农民、城镇居民因土地纠纷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对社会稳定与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土地权属纠纷：在历史隐痛、制度变革与法律缺失之间
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多的土地经济纠纷？尽管专家学者其说不一，但社会共识是：权属不清、界址不明和利益驱动等是直接原因。而背后却有历史、制度及法律等深层因素。
历史原因是土地纠纷难以名状的隐痛。30年的计划经济，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覆盖了一切土地权益。“公”字前提下人们在观念上对权利的漠视，直接导致了土地使用的随意和无序。随意平调、随意调整、频繁变更是那个时代土地使用的突出特征。今天是某生产队的土地，明天就变成了大队林场或县、乡的机关单位用地，且几经变迁而无记录、无资料、无证据。一块地，今天你的、明天我的、后天他的，究竟是谁的，谁也说不清楚。改革开放以后，土地成了能带来巨大收益的稀缺资源，历史隐痛开始发作，积压的权属争议在一个阶段内集中爆发也是必然。
有专家分析，在诸多的农村土地权属纠纷案中，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可以追朔到建国初期或五、六十年代，从而给现在的权属处置带来极大困难。可以说，今天的土地权属处置，很大程度上是在消除历史隐痛，而那段隐痛对纠纷各方都是难以名状的。
如果说，大部分集体土地争议源于历史因素，而城市土地权属争议则在历史原因上又增加了现代因素。国有企业改制、城镇集体企业变革、私营企业的崛起，原企业与新设企业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事业单位与主管单位之间，城市原居民与新居民之间，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关系中对土地权属的诉求，构成了城市土地权属争议的新特点。
历史因素是永远无法还原的，而制度的缺失则往往导致土地权属纠纷的久拖难决。
可以说，尽管30年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土地权属确认方面的制度与法律却远远滞后于改革的步伐。
改革开放前，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主要依据是1950年的《法》和1962年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著名的“六十条”。此后，直到改革开放，确权制度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然而“六十条”对集体土地的“四固定”，并没有挡住以后集体土地的频繁变更。而且，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至今也没有彻底解决乡镇、村、村民小组，哪一级才是集体土地的真正所有人――这一实质性问题，从而为土地权属纠纷埋下了隐患。
相应的，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法律，也都包含了对以往事实的认可或延续。以至于对土地权属的管理分散存在于《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渔业法》、《海洋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之中。权属的分散管理造成土地多头登记和法律规定的相互冲突与矛盾。现实中，经常出现土地部门确权而林业、农业部门不予认可的情况，使一些土地权属纠纷久拖不决。
一些专家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值越来越为社会各方所重视，而国家越来越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更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发土地权属争议的潜在因素被激活，所以，今后相当长时期，土地权属纠纷发生量仍会居高不下，同时，争议的形式也将多样化。这对现行的土地确权制度是一个挑战。如果现行的土地权属多头管理、登记不统一问题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土地权属争议将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每一块土地都有合法的身份证”，离现实还有多远？
显然，要有效化解土地权属争议的矛盾，就要使“每一块土地都有合法的身份证”，明确了身份，也就有了权利边界，法律保护才能变成现实。但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必须建立科学的土地产权制度。从完善土地权利内容体系、权利确认、登记发证，到权属争议的协调处理，有一套统一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
来自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的有关人士认为，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的进程正在加快，愿望离现实也许并不太远。
首先，土地产权体系框架已基本确立。我国《宪法》确立了土地公有制的地位，而《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抵押权、承包经营权等作了规定，确立了我国土地权利体系基本框架。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化，国家又出台了许多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容进行了细化。一个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各种土地权利齐全的土地产权体系正在初步形成。
其次，土地登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土地登记发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从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到现在的国土资源部，先后制定了《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土地登记规则》、《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等一系列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使土地登记工作有了具体、可操作的依据。2007年11月，国土资源部了《土地登记办法》，初步实现了与《物权法》的衔接。到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法律为核心，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管理法律体系。
我国自1987年开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登记发证工作，目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已经制度化、经常化。全国城镇初始土地登记和农村宅基地初始土地登记基本完成，变更土地登记得到加强，基本做到了变更一宗，登记一宗。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已逐步在全国全面开展。
到2007年，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率达到87%；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率达到54%；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率达到73%；每年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数万起，并建立了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制度。这些成果为进一步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次，“二次土地调查”，人们寄予厚望。2007年7月1日，我国启动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作为一项重大国情调查，不但能够摸清土地利用现状，为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供依据，而且土地调查的过程也是一个厘清土地权属、明晰土地界限、调处土地争议、扩大土地登记覆盖面的过程。届时，“每一块土地都有合法的身份证”也许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现代确权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有诸多的成果，但与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相比，一切似乎才刚刚起步。
进一步完善土地权利体系，加快土地产权立法进程是当务之急。尽管现代土地产权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与市场经济、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差距。现行法律仅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抵押权等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实际存在的土地空间使用权、耕作权、地役权、土地发展权等还没有明确的规范，而这些权利恰恰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不可或缺的。因此，有必要将这些权利充实到现有权利体系中来。
事实上，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已经开始对地下空间进行拍卖，但如何进行土地产权确认和登记却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物权法》第237条规定，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分层设置。按照这条规定建设用地有了立体概念。这就需要对其相关权利进行设定。一是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实现方式。按照“归属清晰”的要求，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前提下，在法律上将国家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落到实处；进一步细化明确哪一级政府有资格行使对国有土地的支配权、收益权，哪一级农民集体真正享有土地所有权。二是按照“物权法定”的原则，根据实践中已出现的土地权利情况，系统规范中国土地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与限制、取得与丧失等问题。
实现土地产权统一管理，统一登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土地产权交易日益频繁，土地产权登记面临着更高更广的社会需求，这就需要加强土地登记立法，完善土地登记制度，提高土地登记的法律地位。同时，《物权法》已明确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的原则，为土地产权统一登记制度建设的推进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现实中大量的土地权属纠纷又要求统一管理，依法处置，所以，土地产权统一登记已经不能再等了。
一些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对土地确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随着土地价值的不断提升，一些农村开始开垦属于国家的荒山、荒滩、水库库区土地。土地确权如何既保护农民权利，又保护国有财产？都需要在现代产权体系中体现。
其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而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强调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这无疑为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确立了方向。新近，国土资源部又提出了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保障科学发展的国土资源管理新机制的工作思路，制度建设整体上将向前迈一大步。虽然，构建全新的土地产权体系、土地产权确认、保护制度，道路还很长，但已经看到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