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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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评判体系玩了 于莺

被称为“急诊科女超人”的于莺日前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引发外界对医生职称评审制度的关注。于莺表示“不愿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玩不过”。她说，如果她不在忙累之余，花更多精力去做各种“研究”，拉关系立“研究项目”甚至花钱发“论文”，她的业绩考评就很难如人意。

爆炸中拽出11条生命 时兵

在厦门公交车纵火案中，四川农民时兵在千钧一发之际，奋力砸开一个逃生通道。他第一个钻出车窗，看到车内火势越来越大，乘客缓慢地从破窗中钻出。“当时就是想着多拽几个人出来！”时兵说，“我帮忙拽出来的第一个是个女的，后来连续拽出来几个女孩，拽了十多个”。直到火焰从窗口冲出来，时兵无法再继续拽人，这才退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马立颂：遭遇美特工“钓鱼执法”

江苏商人马立颂，想做碳纤维转手生意，在一家美国网站上购买了样品。他准备将碳纤维快递回国时遭逮捕。在随后的审问中，马才得知自己所联系的网站，其实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部门所设，而与他接洽生意的正是美国特工。马立颂并非遭此厄运的第一人，美国职能部门热衷于对他国公民“钓鱼执法”，然后扣以“间谍”或“非法获取美国敏感技术”的罪名。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选择穿哪件衣服，选择坐哪路车，选择到什么地方去。有些选择很简单，无伤大雅，有些却是一场道德、良知的考验。譬如个人隐私与学术研究孰轻孰重？

102岁的杨绛先生的选择是个人隐私为重。得知钱钟书书信可能被拍卖，她以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愤怒与捍卫。“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对于我们私人书信被拍卖一事，在此明确表态，我坚决反对！”

杨绛的捍卫以胜利告终，但仍有很多人未必认同她的选择，因为这事上，大多数人是围观者，态度超然。如果牵涉其中，超然者肯定不多。

爱德华·斯诺登就以一种决然的方式——向媒体披露美国情报部门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涉及外国人的电话通讯以及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监控——将几乎所有人推到一个选择面前，“国家利益”与个人隐私孰重孰轻？

这个选择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攸关，引爆的关注、讨论成几何级增长，愤怒者不在少数。香港特区政府只得表示，斯诺登事件复杂，不能披露细节望公众理解。

有些选择大众不关心细节，只关心结果。6月20日，是纪检干部自行清退各种会员卡的最后时间。与此有关的第一条新闻是“多地纪委称官员会员卡零违规”。退与不退的选择权在纪检干部自己手里，“零违规”将会是一个好趋势。

有些问题选择的权力在谁手里却不这么明了。“6·15惨败”后，国足解散、卡马乔下课的选择被公众抛到了最高点。解散国足也许还是一句气话，卡马乔下课确是众心所向，可选择权还在击鼓传花。卡马乔说选择权不在他手里，应该由足协定。到了足协那儿，得到的回答是“不应该由我们讨论，也不是足协能决定的事情”。直到“获得高层领导支持后”，才决定“折乔”。

一个教练的去留何至于如此遮遮掩掩、不干不脆、拖泥带水。还是葛剑雄洒脱，在“承领导关怀，明确表示我的年龄已不宜继续任职”后，葛剑雄将后年的辞职计划提前，宣布辞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

一片挽留声中，葛老于复旦图书馆的意义与馆长头衔于葛老的意义之间，孰轻孰重，答案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