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体育回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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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体教结合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同，因为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些年被我们忽略了，北理工现在所做的只是让体育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从青少年成长的角度看，体育、体育比赛的裨益是很多的，这也是北理工当初考虑组建一支球队的立足点。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应该说，这一代年轻人有他们的优势，然而不可避免地，在意志品质、心理承受力方面比较脆弱，而竞技体育是锻炼他们的最好方式。更重要的是，竞技体育的公平竞争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有了规则意识，纪律意识。

现在的大学生身体素质有所降低，每年军训，一到打靶的时候，十个人，八个都表队里，只有赵颖慧一人是在取得奥运奖牌后来到清华大学的，其余所有在读的都是我们学校自己培养的。

新体育：清华体育代表队取得过怎样的成绩?

吴：多哈亚运会上，我们得了4枚金牌：2005年全运会上，学校拿了4金5银，这比个别省市代表队的成绩还好。第23届大运会上，中国一共获得3块金牌，其中两块都是清华学生得的，一个是胡凯的100米，一个是王颖的女子三级跳。1995年至今，在全国大运会上取得了12连冠。

新体育：您认为清华是“体教结合”结合的范例吗?

带着眼镜，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颇不是滋味。按照教育部对普通学生的要求，每人每周必须保证两节体育课，达到一定的测试要求才准予毕业。但是在我看来，体育应该成为一个人终生参与的活动。目前，在首都各大高校，各项体育设施的硬件建设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完全具备了开展体育竞赛的条件，应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竞技体育活动中来。

体育回到大学还有一个好处，大学的环境有利于体育科研的开展。

最近几年，有几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有一个学生，中途退学，考取了更为向往的电影学院：另一个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被美国某大学的音乐专业录取；还有好几个光学专业的毕业生，现在从事摄影记者的工作。这些事例引人思考：大学的培养目标到底是什么?北理工决不应该仅仅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她应该容纳更多不同特点的学生，为成才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对于目前球队的管理，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中。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孩子在校园里找到了足球的乐趣，特别是那些已被职业

吴：体和教本来就不该分家，我们只是其受益者。这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体制，有文化的运动员，会使他在结束运动生涯后不处于竞争劣势。

新体育：和世界高水平大学生运动队比起来。我们还有那些欠缺?

吴：按高标准来说，我们差的很远，这不是说场地修好了就能解决的问题，就像打仗时光有坦克没有油一样。除了好的训练场地，我们还需要相关配套设施跟上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队医，没有什么按摩师，营养师之类的，只有受伤的运动员队医才能给看，不然根本顾不过来。还有我们的科研水平，恢复措施都不够。经历磨蚀得麻木的灵魂又重新发现了足球最本质的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因为足球而失掉整个人生。

为什么一个大学足球队引发了那么多的关注7我想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冲进了甲级联赛，吸引眼球的一定是他们的学生身份。这支球队用他们独特的经历告诉所有喜欢足球的孩子，上大学一样可以踢足球、踢好球。冲入中甲后，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希望以自己的尝试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也为竞技体育在校园内的实践做更多有益的探索。

野百合的春天

生命是一次奇遇。接近21岁的时候，来自湖北黄石的杨阳并没有想到，足球拐弯抹角地还是撞进了他在大学的生活。从住进北京理工大学宿舍的那天起，他以为职业足球和他再无任何瓜葛。

但时间颠覆了所有的刻意安排，现在似乎只能这样解释。

2006年10月31日，那粒顶进火车头队-大门的头球几乎砸“晕”了这个小伙子。确切地说，他是被幸福的震晕的。从那时起的48小时内，他和他的兄弟们又一鼓作气地干掉了哈尔滨毅腾队。他们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冲甲成功了。一伙“穷秀才”改变了中国最能砸钱的体育游戏规则，在中国足球的溪流里，还没有人朝里扔进过一块如此别致的石头。

“越是重要的比赛我们越不紧张，也许这是我们和其他对手最大的差别。因为，足球就是他们的饭碗，对于我们来说，足球并不是唯一的。”杨阳如此诠释他们的成功秘诀。

对于那些被中国足球负面新闻折磨的发狂媒体来说，“北理工”就是三月里的甘霖。于是，我们看到90分钟外的足球比赛被如此阐述：“知识就是力量”，“他们是靠智慧成功的”。……

当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闯”进学校时，他们更是惊讶：每个月这些学生球员仅有300元，600元到800元不等的津贴，这和他们的上场时间无关，新人的待遇一般会低一点：拿伙食来说，职业队的标准是每天80元，而学生军只有30元，几名有过职业球队经历的队员初来时都对校队的生活条件惑到不适应，不过，学校也尽了很大努力，单独给队员开了小灶，并在食堂安排了专用窗口。一家乳品企业为他们提供实物赞助，每天保证每个队员两袋奶：他们要过大学英语四级，否则可能拿不到毕业证；他们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和普通学生不一样地方是，他们的宿舍有空调，训练后也有专门的地方来洗澡。而在发黄的足球报纸堆里，足球运动员拿着高薪，他们的管理却是和狼狗联系在一起的，有人仍然喝酒、斗殴甚至监守自盗去。

北京理工大学尽管没有那么多的强行约束机制，但在喝酒等日常生活方面学校的规处罚相当严厉。杨阳的宿舍算上他现在住着三个人，和许多大学的男生宿舍一样，有一张空床上凌乱地摆放着杂物。他指着空床说“那个人就是因为喝酒被开除出学校的。”在这里，踢不好球还可以踏踏实实念书，如果喝酒不遵守纪律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2005年，22岁的张淼被国安俱乐部淘汰，那时，他觉得自己在职业这条道上已经没有前途了，就算可以踢下去，迟早有一天，也要面对社会。得知理工大招收足球特长生的消息后，他报了两个高考辅导班。

同他经历相似的队员还有好几个。从职业球员到学生球员，他们经历了比一般人更为痛苦的转变，也在人生的赛场收获了更多；不过，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转了一圈，最终又能回到职业赛场。

进大学前，杨阳在广东和浙江的职业球队呆过好几年，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他说他可能正在为了踢球而踢球，为了生存而奔波还有可能在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岗位上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因此，他觉得他第一次坐在大学教室里的情景一辈子都忘不了，“记得老师上完第一节英语课之后，我发现周围的同学真的很厉害，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主修国际贸易专业之余，他还辅修法学学位，“这门课十分枯燥，纯粹是为了日后找工作做准备有个好的竞争力。”杨阳如是说。

在他床铺下面的书桌上，林林总总地放着《西方经济学》、《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等经济类书籍。这些或具体或抽象的知识就是他的“退路”。

在北理工，他们并没有特别的豁免政策，杨阳说“我也和其他学生掏一样的学费进来，国贸专业一年是5000块钱啊!”学校公共领域内，属于这些冲甲“功臣”的独立领地可能只有两块足球场地，冬天他们在人工草皮上训练的时候，还要不时地应付场地一端其他同学踢出的“野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