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哥们情分与立字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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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情，探讨的不是诸如族叔以人情之蜜弹击中了“片警”之腹，将罪在不赦的本家侄儿保了下来等等徇情枉法之事。这里说的，是一种在我们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中，由于缺乏法的观念而造成的更常见更大量的纠葛，虽不涉及杀人越货，但缠挟起来令人神伤、落泪……

我乡农民老乡亲近年来种梨树致富，很自然地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新疆域，而对批发、零售、借贷、利息、资金周转、回扣等等商品交换的诸多环节，颇感陌生，折本赔钱，被“涮”被“耍”的事所在多有。姑举两桩奇事，试作门外谈。

其一，一位大叔，今年收梨甚丰，拟将两万斤雪梨贩到广州，据说那里的价钱看好。经朋友介绍，此叔和广州一贸易货栈挂上了（后来得知此货栈系仨街头崽所为）。大叔亲赴广州，货栈各位“经理”殷勤备至，请大叔住“白天鹅”，吃“大三元”，不几日，便互相之间言必称兄弟。“经理”们称，本货栈阮囊羞涩，资金拮据，请大叔先发货，出手后再付钱。有人以为不妥，买卖不能这样做，即使做也得立个字据什么的。然而“经理”们说得亲切：“老哥您还信不过我？！”大叔觉得此般情分难道还要立什么字据不成，见外了。于是回乡发货。然而悠悠过了半年，连个钱影也不见，再找诸“经理”，皆称绝无此事。呼唤警方，但此案根本无法成立，一句话就把大叔问傻了：“有何凭证？”

其二，一位大伯，找邻村一老乡亲借资金100元买化肥，是请了中人，立了字据的。字据写得简单：“今有马圈村刘大保借王佐村柴又门人民币100元，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但过了秋，王佐村柴又门持此据索钱时，借条上的100元变成了1000元。官司打到乡里，柴家男丁多，是大户，中人不敢惹，说记不清了。大保伯吃了亏，却有口难辩。借条上写得分明，乡里首长也难断真伪；告到县上，仍无结果。大伯只好认赔。找到当记者的我，也是枉然。一张毛边破纸能说明什么，大伯所言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我有个馊主意，但没出。看字面，借和被借的关系十分含糊，借“刘大保借……”一句，就能使大伯变成债主。但那着实太损了。

农民种了一辈子地，做生意是门外汉，连做生意的规矩都不懂，不被坑才怪哩。有没有生意法，我不知道，但没有法，没有规矩，或不懂法，不懂规矩，没准得把命搭进去！这并非危言耸听。听说有本书叫《论契约》，我没看过。作者的名字叽哩咕噜也记不得了。不管此书讲的是怎样的道理，我想，我们的生活别是经济活动中，有这种契约的习惯和精神，恐怕是必要的。

我理解，契约不外是当事人双方彼此履行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证明。协议也罢，合同也罢，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好象是没有多少人情在里面的，定下来就有约束力。管他侄叔爷娘，谁都不能赖帐。这东西虽然比较可靠，但很可能违碍情面，显得冷冰冰的，故我们的老乡亲或城里的市民们，对此不大习惯。但随着社会生活逐步科学化，尤其是商品经济不断发达，契约的观念应愈来愈来浓。

譬如做买卖，除生意经外，还得有点法的意识。我乡大叔就是吃了这个亏。几万元的东西，怎能用“咱哥俩谁跟谁”之类的醉话结算。不要说上万元，就是几块钱的生意，就是表叔堂兄之间，也应清清楚楚。这不是不讲情分，而是说生意和情分得两下里说。依情分我可以免费供应大叔一顿酒饭，但要到我酒馆里吃酒，对不起，请如数付帐。至于那民间早已流传的“立字为据”，虽不失为好办法，但看来原始了些，远未达到法的水平。几个人坐屋里立据、画押、盖印章、按手印……其约束力也只能在本屋有效。类似的法律文件，似也应逐步科学化。至少要到法律公证处公证一下，大昭天下。我说这些门外论的意思概括起来无非两条：一、无论做什么事都应有法制意识，做生意尤然；二、法是科学的依据或依据的科学，原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郑重、严肃、有约束力的。不然的话，吃了冤枉官司都没法去告。它原本就是桩无头之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