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三套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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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是湖北天门人，和妻子租用了一间五平方米的门面，经营一个无名小食档。五个平方米能做什么?才一个卫生间的大小?首先是做操作间。加一个冰箱，加一些杂七杂八的家什就挤得满满当当了；一个电视机可以挂在空中，不断放着武打片，民工们来吃饭时可以边吃边看；三张小桌子就摆在街上，桌子上象征性撑一把太阳伞，因为在中午暴晒或刮风下雨时，这太阳伞实在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此场景来自文章《五平方米的经济》，写作的人是广州发起“新里巷运动”的城中村专家颜文斗。老刘的食档在两个服装厂、一个家具厂、两个汽修厂、一个搬家公司以及几个花园大楼盘的包围之下，“下力的”民工、城中村中寄居的打工族、楼盘里的保安都是老刘的中顺。这里的快餐分二、三、五块钱几个档次，“除了快炒，也变小炒。至于价钱――十块钱可以把肚子撑破。”
在颜文斗看来，城中村迷宫般的小巷子里，一定有士多、理发店、小食店之类。“上百万的老百姓在做着个体经营或劳动的营生”，有一种独特的经济运行规律。与此同时，在参与英国领事馆和万科举办的“海螺行动”中，上海的MBA班学生陶臻宇作为体验者，在广州CBD中的城中村生活了一个月，之后对我说：“城中村的CPI完全是独立于这个城市的。”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广州城中村的小店到马路边的好又多超市到附近的酒楼，也许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00米，但一只鸡腿的价格可以从1.5元到5元再到15元。如果食品难以定价，那么你会发现，脸盆的价格也可能上浮了30％。将这个问题抛给颜文斗，他的回答有点神秘兮兮：“这个你应该问工商局。”
颜文斗在《五平方米的经济》中给老刘算过账：每天的营业额在300元左右，毛利约45元，除去水电、房租等费用，每天可赚大概30元。“老刘不交税费吗?仔细观察一下，像老刘这种小档虽然也算是‘坐商’，但基本上不交税、不交费，甚至不办证，税务工商也来过，过问一下也就走了，他们每月的固定费用就是房租、水电和村里的清洁队收取的10元卫生费。”
广州不是单的例子。在郑州《新的城中村经济正在悄然兴起》同样一度是新闻的大字标题，串串香、关东煮、臭豆腐、糖葫芦之类的小吃摊，美容店、美发店、化妆品店、网吧、饰品店之炎的小型商业，都吸引城中村外的年轻人去消费，唯一的遗憾只是“生活用品也多是地摊货”。这便是城市物价的神奇性，也是一种生活经济。广州一个旺中带静的酒楼的美容小姐工资只有800元，只够在旁边的美国热狗店买25个热狗，但足够在附近房租400元每个月的城中村中生活。
有人认为，这种便宜物价的产生，来源于城中村的封闭性，它更像一个在城市发展中相对封闭的区域，这种区域自我封闭也自我独立，外人看来是朝不保夕、画地为牢，但对只有理想没有钱的城市蚂蚁族来说，却圈出了生活的空间。类似的区域，根据物价的不同，有机场、火车站、国企职工的大型生活区，有城乡连接处产生的飞地，有密布别墅、SPA和会所的高级住宅区。
王兵的《铁西区》就记录了1999年到2001年之间。铁西区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顶峰时期曾有万余名职工的冶炼厂每车间只剩二三十人，巨大的厂房变得空旷而衰老时，铁西区的艳粉街，就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到歌厅高消费、打麻将赌博你干扰社会，买点彩票经济又实惠……”无名彩票宣传员的口才背后。是艳粉街体现的经济生活。
“城市里应该有低收入的人的位置。”伦敦大学的教授Laura和我说过一个她的理论，在城市经济发达、地价昂贵的中心地区边缘，却往往需要在规划上考虑给中低收入者安排居住区，这对他们的就业和形成居忙区经济，城市中心区的服务都有好处。规划可以将城市划分为商业区和工业区，也可将城市划分为CBD和居住区，但地价和物价的昂贵，最终是诞生越来越多在北京或东京搭城铁或子弹火车上班的白领。城中村的CPI，也许便是一个生活经济的缓冲地带，他让城里生活的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喘一口气的机会。
房地产市场曾流行着一个“牛肉面指数”，就是说你看一个地区的房价是否高，可以用这个地区的物价来比较，比如这里一碗面的价格是5元，房价是3000元，那如果另一个地区同等的一碗面的价格是10元，房价就是6000元。“牛肉面指数”的基本原理是市场规律和以小见大的消费能力指数，可以当是一种生活的经济学，虽然有时会失效――兰州物价部门就曾出台规定：凡兰州市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售价不得超过2.5元，小碗与大碗差价为0.2元，违规者将严厉查处。但从这也可以看出，牛肉面卖多少钱，对城市来说，其实不是小题大作。
人人都找到个人专用牛肉面，比人人都住上好房子也许更现实。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理想的推论――一个城市，应该有三套cpi。这种CPI的产生，可能是城市历史形成的自然部落，可能是规划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区域发展倾斜的后遗症，也可能是房地产商的杰作，但最后，它构成的是一个城市是否适合生存、是否容易幸福的生活经济。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除了住着麦当劳叔叔、安妮宝贝，还有许三多。在号称多元之前，在出售土地之前，在制定管理方案之前，城市也应该在地区物价的影响上有自己的哲学，至少给人们提供选择，这可不仅是物价局就可以包揽的事情。
列城生活经济学体验版
广州：大城市的三套CPI
阿耀的理发店开在离广州番禺某个大型中档生活小区后门两分钟路程的街而上。说是街，实际上是村办工业区与楼盘围之间的马路。理发店装修得不错，整面墙的玻璃橱窗上抖着很大的红横幅“××花园××堂阿耀主理”。
这里的“××花园××堂”就是阿耀从前在旁边小区里的理发店。在这里完整的一次洗烫吹原来是15元，不久前涨到了20元，最初是40元降下来的。在阿耀看来，他的选择很正常；“如果我把店开到天河北，估计至少要收60元一个才行”，因为原来在小区里的铺租数倍于现在，那多收的钱并不是都落到阿耀口袋里，反而经营的风险压力大了很多。天河北是广州的CBD，地价最昂贵的区域之一，在那里的“SOHO”理发店，一次洗剪吹的价格现在是98元。
在广州真正让人们感觉到CPI差异的其实是那些与CBD一墙之隔的城中村。小李是名软件从业人员，刚毕业一年多，在天河软件园上班，和同事一起在旁边城中村的村属公寓里居住，每个月所有开销不到1500元。而他的同学和他是同行，收入几乎相等，只是因为公司在天河北，一个月生活的基本开销要比他多上至少1000元。无论如何，小李都不会认为，他同学那里2块多钱一斤的生菜有可能比自己楼下1块钱一大把的生菜来得更好吃。
事实上，人们在评价某商品价格高还是低的时候，常常会考虑所在消费的区域。比如Rora
在阿耀边上的小区里开着一家小小的咖啡馆，虽然大家都公认她店里的咖啡远比在体育西路上的绿茵阁、蒙特卡罗之类咖啡馆里的味道要好得多，但是如果她咖啡馆里的普通咖啡卖到25块，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贵。同样，Rora的很多朋友都抱怨小区里的餐馆东西贵，但是实际上他们多数都在广州的几个CBD中心工作，常常光顾的是那些更加昂贵的餐厅。消费那些未必美味的食物。也许唯一例外的是麦当劳和肯德基，应该不会有人在广州员村买巨无霸或者老北京鸡肉卷的时候，会去考虑这里的东西竟然和天河城卖一样的价钱。
(文：汪 庆)
武汉：三镇格局中的物价
汉水流入长汀，三镇以水为界，没有哪个中国城市的格局比武汉还要清晰。商贸汉口，工业汉阳，教育武昌，这种划分让武汉产生了三套物价系统。一碗户部巷的热干面卖3块钱，到了江北的江汉路旁边，起码5元以上。要是换作在汉阳平常街巷里，也就2块钱一碗。然而，这种区分如今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有人去汉阳买房子，每天在汉口上班：也有人家住汉口，却在武昌读书。每天过江的人流，实际上是在把土地的消费系统融为一体。
武汉物价局公布了今年1月份的物价情况，食用油、肉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城市居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还在涨价。但工作人员并没有给山三地单独的物价统计数据。武汉人越来越感受不到三地物价的区别，但对物价的涨幅，三镇多少还是有点不同的体验。王欢的家住汉口江滩附近，就读于汉阳的江汉大学。“两地的物价我感觉差不多，但波动还是汉口要大点，汉阳这边超市里的价格基本没变化。”在武昌的徐格，却觉得武昌的物价涨幅最明显。“以前的泡蛋苕粉是3块5，现在要4块。热干面也涨了3毛，盖饭也涨了5毛。只有炒菜没涨价。”徐格说武昌人多，小吃多，所以大家都能明显感受到物价的波动。“汉口的消费本来就比较高，所以我去逛街的时候，反而没有太大的感觉。”
不过多数武汉本地人还是会告诉你，汉口的物价涨幅最大。“武昌如果涨1毛，汉口不得不涨2毛。因为汉口的商业成本更高，汉口人也更舍得花钱。至于―直被外地人忽略的汉阳，应该是物价最稳定的一块地方。那边主要是工厂和历史景点，收入较高的职业少在那边，商业相对不那么发达吧。”家住汉口但在武昌上班的阿超说，“其实三个地方物价水平越来越难区分了，细节上没有以前那么明显，起码1块5的渡轮票价，永远是―致的。”
(文：沐 马)
东莞：四个城区角色鲜明
“东莞楼价回归到两年前的水平”成了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这个制造业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型城市。被各个镇区包围的东莞市区，由四块特色分明的区域组成――莞城、南城、东城和万江，除了城市建筑和产业结构之外，消费水平是这四块区域最大的区分点。2007年，CPI在这四块地方的表现并不一致。食品类上涨8.0％，衣着了；类上涨0.2％，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上涨3.8％，这是个综合结果。万江的农民和东城的新贵在各自的圈子里，有不一样的感受。“一些基本零食的价格相差一两块是很正常的事情，同一种消费品，也可能只在一个地方涨价。”住在南城的SOHO族陈文琪说。
莞城是东莞的老城区，以住的中心区域，如今则是居民平均年龄最大的城区，大部分是本地人。“这里的A对物价涨幅的感触也最深，几毛钱的变动就能成为街头巷尾的话题。”陈文琪在莞城也呆过，琐碎的生活气息给了她很深的印象。“老城区的人，收入算是中等的，对消费和物价最敏感。”
而在南城，这个以高端工厂和高档住宅楼为主的新城区，陈文琪几乎感受小到物价带来的问题。“也许这里的价格小来就比老城区高，波动可能就不那么明显。而且住有南城的都是些中高收入者，物价比老区高也是正常的。”份公司楼下的普通外卖，价格在10块钱以上而在老城区，同样分量的一顿不会超过7元。“这种差价是很自然的，跟居民的消费习惯有关。最近物价上涨，莞城6块的饭可能会涨剑7块到7块5，而南城的却不怎么涨。”
陈文琪做的是礼品包致，偶尔还会到发展最快的商业区东城区去见客户。那里是另一种情况：物价波动几乎可以忽略。“这里是商业区，消费密集而且消费比较高，而买柴米油盐的人比较少，许多南城人经常来这里消费。”
四个城区，万江发展缓慢。这里有很多家私工厂、小化工厂农村人口也比较多，消费力不高。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许多工厂都面临搬迁，以产业工人为消费主体的区域可能更萧条。所以，万江区完全是另一种情景：物价不得不涨，小商贩们都很犯愁。
(文：沐 马)
温州；对CPI没啥感觉
全国都在说的CPI涨了，温州人对此反应是温吞吞，该说什么干什么。数据显示2007年温州的CPI涨幅是3.5％，低于全国及浙江省的平均水平近1.2个百分点，除了偶尔见谱报端的些CPI数据统计、趋势分析消费指数并没能成为温州人生活热议的话题。温州恐怕是2007年对CPI最淡然的中国城市。
温州人中流传着“温州只有两类人，一种正在投资的和。种准备着投资的”的说法。和朋友合股炒过矿也买过房的温州人翁先生直言，现在单靠工资收入维持生计的温州人越来越少。一方面工资收入有限，想靠工资存钱买房买车生活必然捉襟见肘，再加上存钱利息有限，非常不经济，不如想办法钱生钱。从教师、公务员到普通公司职员，尽管不是每个温州人帮睫得投资经商，但只要亲友中有一两个精于投资的成功商人，大家就会出资合股为他们提供资金，一旦发现新的商机便很快办厂、投资。
晚上6点，温州的五马街、和庆美食街食客爆满，你若问一句“菜价涨了吗?”温州人可能会迷糊地摇头说：“是涨了吧。”除了投资，温州人的生活似乎也没受CPI上涨的困扰。
家住市区的翁先生说物价涨了大家知道，但这对大部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明显。温州市统计局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温州人收入较高。食品开支比重小，而且饮食中偏爱海鲜，涨价的肉吃得少，加之经常外出就餐，所以对于占C阿很大比重的食品类价格上涨，大部分温州人反应平淡。如今高涨的CPI既没妨碍州人享受生活，也没打击温州人的投资热情，他们凭着敏锐的财富嗅觉不断寻找投资机会，哪里有商机就去哪里投资。温州统计局负责人说：“现在温州人的投资渠道和手段越来越多样他，不像十年前只有单一的楼市房产，即使物价上涨令部分产业利润缩减，也不影响温州人拓展新的渠道，投资新的经济热点。”
(文：王 杨)
长春：一汽内外的CPI
一汽(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对于长春而言不仅是一张体面的城市名片，更是长春市经济的大动脉。有人说，倘若长春没有一汽，就像一个丰满的人被抽掉了大半脂肪，会判若其人。现今一汽拥有全资子公司29家，控股子公司17家，资产总额1098亿元，员工13.33万人。2007年实现销售140万辆、销售收入1880亿元。正是由于一汽在中国汽车市场不可撼动的大哥地位，它已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金饭碗。
长春市的地图上，一汽占据了西边整个绿园区和北边大半个宽城区。它已成为长春市的城中城，有独立的购物、医疗,教育等机构，可谓一应俱全。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一汽员工，是众多长春人羡慕的对象。“在长春，只要你是汽集团的人，甭说别的，年轻的姑娘、小伙子找对象都要被人高看一眼。”这足几年前位在一汽工作多年的职工对媒体说的话。因为当时一汽集团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比长春市民的月平均收入高1000多元。而一汽集团内部效益好的子公司如一汽大众，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将近4000元，是长春市民的4倍。甚至一汽集团“内部”的物价普遍比长春市其他地方的物价高一些。
不过，在如今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上，一汽旗下的各单位效益不再是全线飘红，而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效益好的单位如汽大众，普通员工的工资每月都在5000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各种奖金与福利。效益差的单位，员工工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百块，有的甚至连发工资都成问题。”一汽一位姓刘的老工程师谈到。
今天的中国，像一汽这样的大型国企还有不少。这些昔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纯金饭碗，到如今市场经济下已变得不那么货真价实。汽集团内部员工依然人人端着个金饭碗，不过里面装的可不见得都是金子。
(文：刘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