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域经济前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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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北京，“沟域经济”已成为城乡间倍受关注的热点词汇。

这一由北京山区农民利用山区沟域内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遗迹和产业资源基础，自发探索实践的山区发展新模式，在政府引导和介入下，得以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对山、水、林、田、路、村和产业发展进行整体科学规划，进而成为了农民致富增收的新路径和市民休闲的新空间。

如今，沟域经济正在由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据政府公开的信息显示，目前，北京全市具备发展沟域经济条件的沟域达229条，其中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并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沟域17条。似乎一夜之间，北京山区皆“沟域”，每条沟域皆谈“沟域经济”。

繁荣背后隐含的是沟域所在政府和投资商的建设冲动，一些条件并不具备的沟域纷纷大兴土木，一些原本有利于持续发展的争论也被搁置一边。尽管每条沟域在新旧交替中都存在成功的可能，但当下的现实注定其数量将是极少部分。此时此刻，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辩明社会各界对于沟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是非曲直，认清沟域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选择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科学路径。

供需失衡

沟域经济得以破茧而出，既是山区在生态涵养约束下追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探索，也是市民休闲需求迅速扩大的客观需要。曾有政府人士如此表示，城区的游客对山里的生态环境、休闲观光、民俗旅游、基础设施越来越满意，山里的农民对未来的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的确，沟域经济全面提升了山区的发展水平，既转变了发展方式，也创新了发展模式，顺应了发展趋势。据资料显示，2009年山区农民人均年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518元，山区95％以上的宜林荒山实现了绿化，林木覆盖率达到了71％，1153万亩生态林年增碳汇967万吨，山区77％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治理，2010年山区民俗旅游村共接待游客2160万人次，占10个远郊区县旅游人数的88％。

上述数据勾勒出了沟域经济的发展成果，但年游客2160万人次这一数据却应引起人们高度注意。试想一下，2160万人次涌入山区会是一个多么恢弘壮观的场面。

正是出于对“发展沟域经济――大量人车涌入――破坏生态环境”的这种担忧，一些反对沟域经济发展的声音开始社会上出现。说到底，山区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发展沟域经济必须在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的基础上才有价值，否则不如不发展。

简单地反对发展，肯定不是山里人，不知道山里人为生态涵养承受的付出。理性地看：城乡互动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因此，根治“供需失衡”才是解决沟域经济要不要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实没有人怀疑沟域的未来发展潜力，在钢筋水泥中工作生活的北京市民周末到山区放松心情，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山区不仅仅对北京市民，可能还会对世界各地来北京的人们充满诱惑，沟域发展依托的休闲市场将只会扩大，不会缩小。

事实上，沟域经济经过近几年探索发展，如今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由于此前大多由山区自发形成，各界对市场的估计不足，沟域特点趋同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

改变的时机已经到来，17条示范沟域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200多条沟域启动建设切勿一哄而上，只有各自都依据自身的资源条件突出不同的主题，以主题和档次去针对不同的游客群体，最终才有可能实现各自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这其中，有一个现象也应引起注意，如今随便翻出一条沟域的规划蓝图，几乎都清一色致力于“高端”发展，但如果一夜之间北京的山区涌现出200多个高端区域，能不能都吸引到相应的高端人群去休闲又将是个棘手问题。

很显然，面对供需失衡显现出的巨大市场，沟域的建设者们只有因地制宜、统筹考虑，才能找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谨慎“国际化”

当“虹鳟鱼一条沟”、“十渡”、“樱桃沟”等等被人们所熟知的沟域，周末变得比城区还拥堵之时，抛开供需失衡的现实矛盾不说，更多的指责指向了其规划的短视、理念的落后。

“国际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沟域经济主政者的建设视野，不管是规划、理念、设计、建设、市场研究等等，“国际化”几乎无孔不入。

而为了能够搭上“国际化”的快车，除去北京市优选的几条沟域每年面向世界开展规划方案征集之外，一些并不被看好的沟域也在积极探寻适合自己的“国际化”道路。

外来的和尚能否念好北京这部经还有待观察，但从山区主政者们提出的几个接轨上，去反向解读沟域经济的几个“国际化”关键指标，或许能为我们找出答案。

一种是理念接轨，理念接轨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沟域经济依托的休闲经济，国外的先进理念往往是建立在提前消费或者过度消费的前提之下，事实证明这已经让发达国家自己深受其害，不知对于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因此理念接轨虽值得思考，但仍有待与现实结合的研究。

再者是规划接轨，支持者认为避免今后沟域发展的趋同，要从起步阶段的规划上引入国外的先进经验。但他们忽视了北京市委常委牛有成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北京市山区面积1.04万千米，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62％，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中是独特的，在世界各大国首都中也是少有的。”试想一下，世界少有则意味着国外也缺乏对这类区域的规划经验，没有经验不知接轨又从何而来。

而具体到设计接轨，其引入国际化的依据更多的是希望利用国际化的思维缓解人车的拥堵，但2160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总人口，相信他们从概念上都搞不清楚数量到底有多庞大，其设计出的方案能否适用更值得商榷。

事实上，站在明天谋划今天，用前瞻性的眼光、战略性的思维，促进山区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沟域经济与国际的接轨，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继续探讨。

正如市委常委牛有成所说，用国际化思维谋划沟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切实以人为本，帮助农民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要从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着手，把山区建设成为“山会招手、水会唱歌、树会说话”的生态优美新山区。

资金困局待解

打开沟域经济崛起的路线图，基础设施要重建，社会资本要引进，农民观念要转变，在山区经济发展方式的重构中，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作是沟域发展的基础保障。

这一固化的观点，构成了“沟域经济”的一大困境。

在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格局中，几乎所有的沟域都如同嗷嗷待哺的“幼鸟”，只待上级政府完善其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使其具备招商引资的条件。

当然，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确系政府职责所在。问题是，当北京所有的区域、产业发展都需要资金之时，对于“资金需求量大、覆盖范围较广、涉及领域较多”的沟域经济，政府显然难以拿出足够多的资金用于其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

但无论如何，当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兴起之时，政府或多或少都会提供相应的建设资金。可以想象得出，如同政府对待其它新兴区域或者产业的发展初期一样，“建设一批、储备一批、样板先行、梯次推进”的政府支持方式仍将在沟域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得以沿用。换言之，政府能够给予沟域经济发展的资金是有限的，虽然全市有200多条沟域具备条件，但真正能够获得政府资金支持的或许只是极少部分。

还有一个不利于沟域发展的信息是，尽管市里为支持某些区域发展，设立了诸如发展基金、产业基金、专项资金等等融资手段，试图缓解类似沟域区域的建设瓶颈，但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少资金渠道能够与沟域经济实现连接。

这正是今天沟域经济面临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大部分试图发展沟域经济的区域来说，争取建设发展的第一笔基础性资金还需另作他图。

其实，在资金筹措上，也有一些沟域进行了成功探索。被外界广为认可的成熟模式是，通过资源使用权的置换，如山的开发利用权，以此引入社会资本对整条沟域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集中打造，如此一来的好处有两个，既可以解决先期的建设资本，还能使沟域从一开始的规划建设就能确立起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

尽管这种探索对于某些沟域而言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沟域发展的条件不同、社会资本对此的认识不同，在实际运用中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产生，能否全面推广还要慎重。

事实上，“投资山区，钱途无量”早已在投资者之间形成共识，政府所要做的，不仅是继续加大山区沟域基础设施投资，还应通过政府投资引导打消投资者对山区投资回报周期长、发展理念差、人员素质低等诸多心理障碍，更应该对社会资本进入沟域经济的政策环境进行系统的优化。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被认为是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沟域经济建设的有益尝试，而北京市为支持重点镇发展设立的北京小城镇发展基金、为推动首钢转型发展设立的新首钢服务基金等等成功先例，也为沟域经济跨过资金这道“坎”，真正从理想走向现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勿庸置疑，北京的沟域经济正处于“草色远看近却无”的早春时节。表面看来是大路平坦，但走近了或许才发现有很多礁石和险滩。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仅仅考验着各条沟域的直接主政者，也同样考验着社会资本，及市区政府的智慧。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