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对贬谪诗文传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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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禹锡是唐代一位重要的贬谪诗人，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经历使他备尝忧患磨难，但却以豪迈乐观的精神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忧怨、孤愤的传统，创造了豪健雄奇的诗文风貌。从他的诗文中可以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豁达乐观、超越苦难的情怀。

【关键词】 刘禹锡；贬谪；诗文；突破

贬谪文学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而他那凄恻的怨愁和极度的愤忿，则为后世的贬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

1 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刘禹锡打破了贬谪诗文的“怨愤”传统

刘禹锡少时体弱多病，常常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培养了他不屈不挠、战胜宿命的坚韧性格。他豪爽的性格也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

在中唐五大贬谪诗人中，刘禹锡的贬期最长。元稹共贬十年、白居易共贬六年、韩愈贬期不足五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共同被贬，但其病死柳州，所以贬期也只有十五年，而刘禹锡从宪宗永贞元年(805)至宝历二年(826)的二十三年的时间里，连续谪居于朗、连、夔、和四州。当827年他被征还为主客郎中充集贤院学士之时，已经55岁了。漫长的贬谪生涯使其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荒蛮之地走近百姓生活，感受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比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显得开朗、豁达。

2 乐观爽朗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贬谪诗文的新境界

绝大多数的唐代贬谪文学作品，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刘禹锡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他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他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谢上连州刺史表》）大量使用了“飞语”、“飞谤”、“谗言”等词语，秉笔直书，为自己辩冤，抒发内心的种种不平与愤怒。刘禹锡以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激励着自己对理想的执着与奋斗，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如自贬谪朗州后，他就致书杜佑，表达了大赦时能获“量移”澄州的愿望。“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诏令下达之后，刘禹锡也没有绝望，“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砥石赋》）中他把自己比作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的宝刀，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宝历二年，他奉命卸任至洛阳，与白居易相逢扬州，“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间“沉舟”一联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刘禹锡虽对“二十三年弃置身”感慨颇多，但不觉得整个世界是黑暗的，表现了他较为通达开朗情怀。

3 豪壮劲健的诗歌风貌是刘禹锡对“怨愤”诗文传统的突破

刘禹锡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他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

如:“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以玄都观暗指朝廷，用桃树影射当时的朝中权贵，对势利小人加以讽刺，语意委婉有致。此后，他不断遭受贬谪的厄运，直到元和二十四年，他再次回到长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绝句》）从中鲜明地感受到诗人对昔日权贵的轻蔑和自己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自豪，刘禹锡这种对于黑暗势力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在以后的很多年一直保持着，成为他诗文的一个重要主题。

贬居朗州时所作的《聚蚊谣》:“喧腾鼓舞喜昏黑，……利嘴迎人看不得。”诗歌把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比为渺小、可恶的蚊虫。“喧腾鼓舞”“利嘴迎人”，使人联想“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权臣得意忘形之状和对革新运动参加者肆意中伤的情形。此类诗还有《昏镜词》、《百舌吟》等，这些诗善于抓取有形的事物，截取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加以艺术的升华和概括，用以抒发感情，表达心志。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鹜禽。……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学阮公体三首》其二）诗中“朔风”“秋霜”“老骥”“绝塞”，似有伤感的情调，但却道出了诗人勇敢地迎接命运的考验，勇往直前的襟怀。

4 独具特色的民歌体开辟了贬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

刘禹锡现存诗800余首。最有特色的是向巴楚等地民歌学习，以民歌特有的欢乐轻快的调子，歌唱了湘沅一带赛龙舟、少女采菱和赛神会等盛况的诗歌。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这些蛮风俚曲，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充满生活情趣。

其民歌体诗，包括《竹枝词》、《杨柳枝词》等等。刘禹锡共作过十一首《竹枝词》，其中有歌咏男女爱情的；有写山村人家的劳动场面的；有写当地赛歌和踏青风俗的......兼具音乐美、画面美与人情美，且常表现一种人生哲理，达到哲理与诗情的完美融合，成就颇高。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历了种种贬谪生活磨难，诗人早已忘怀得失、宠辱不惊，他把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置被贬的痛苦于身外，深深爱赏异乡风情，其诗作呈现出风景般的画面，洋溢着有清丽明净的色彩!

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贬谪诗文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刘禹锡贬谪诗文，其中也不乏有悲伤、孤愤的情感，但更有一种在备经磨难中相持的冷峻峭直、傲视忧患的悲壮劲健的风格。我们以贬谪诗文的角度把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观照，其豪健雄奇、冷唆犀利、清丽明净诗风的独特地位就会显得愈加清晰。

参考文献

[1] 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 姚雪红，孟陶宁：《刘禹锡对贬谪文学传统的超越》

[3] 王恩灿，王晓虹：《略论刘禹锡谪居朗州以后的文学创作思想》

[4] 李军：《论刘禹锡的豪雄诗风》，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收稿日期：2008-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