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骚体赋唐前研究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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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骚体赋是汉代辞赋文学的重要组成形式。文章梳理了唐前历代学者对汉代骚体赋的研究成果。唐前骚体赋研究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加深了对骚体赋发展的认识。
关键词：汉代骚体赋 唐前 研究 述略
辞赋兴于楚而盛于汉。汉代是承袭屈宋为代表的辞赋文学的重要时代。汉代骚体赋是一种源于屈宋为代表的楚辞文学的新文学形式。其句式特点是：以四言、六言为主，长短不齐；大量使用语气助词“兮”字；思想特点是承继楚辞富于抒情的悲怨风格。汉代骚体赋在骚体赋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在辞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考察历代对汉代骚体赋的评论，有助于加深对汉代骚体赋的认识。
一、汉代文人对骚体赋的研究
汉代文人创作大量骚赋作品，同时也对楚以来骚赋作品作了整理结集。两汉无专论骚赋之书，专论骚赋之文亦不多见，然汉人著作、后人所修汉史及辑录的汉人轶事传说中，颇多关于骚赋的论述。如：（1）史书：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及司马相如、朱买臣、贾谊、王褒、扬雄等传记；范晔《后汉书》：冯衍、班固、张衡、马融、蔡邕等传记。（2）轶事传说：《西京杂记》中的论辞赋之语；（3）文学总集：刘向《楚辞》、王逸《楚辞章句》等[1]。
此期关于骚赋评价问题，刘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意见有分歧。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已佚）最早以《离骚》为例，对骚赋作品作了评论。《史记・屈原列传》曾引其语云：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安认为《离骚》体兼风雅，屈原志洁行廉，对《离骚》及其作者推崇备至，全面肯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于屈原“悲其志”、“想见其人”，对其思想深有同情及感慨，高度评价《离骚》的伟大成就。贾谊亦作《吊屈原赋》“追伤之，因自喻”，抒发怀才不遇的忧愤之情[1]。班固则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观点衡量屈原，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亦贬（清）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楚辞序》）[1]以为《离骚》不同于《诗经》，其价值远没达到“与日月争光”。扬雄虽同情屈原，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但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汉书・扬雄传》）
要之，汉人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探讨骚赋的本质与源流。班固认为骚赋的本质特征是不歌而诵。“赋者古诗之流也”，与古诗一样，都有歌颂或讽喻功能。班固《汉志・诗赋略叙》更对骚赋源流作了概述：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认为骚赋即渊源于诗的不歌而诵，是春秋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发展。
二是探讨骚赋的审美理想和社会功能。汉辞赋要求“铺彩文”，司马相如指出辞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即词彩华丽，音韵铿锵。骚赋作为辞赋文学的一类，亦具辞赋“丽”的语言风格特点和审美功能。东汉王充云：“孝武皇帝好神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赋》，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论衡・自纪》）。尚丽是汉代文学观念的重要发展，而以大为美更反映西汉士大夫的宏伟气魄。骚赋的社会功能是美与刺（或称讽与颂）。司马迁较注意创作的社会功能。他“读（贾谊）《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于其思想深有同情和感慨。他肯定马相如骚赋“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故云：“《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奇，然其旨风谏，归于无为”。班固强调骚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汉书・王褒传》载：“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这是对骚赋社会作用的最通达论述。
三是重视骚赋的抒情特征与悲怨风格。“言志抒情”是汉骚赋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汉骚不仅抒情，且所抒发的多是哀怨悲伤、愤懑不平的情绪，或缠绵悱恻的感情。王逸《楚辞章句》为每篇作品作序以说明其作者、写作背景及写作意图，其注则阐述王逸自己的见解，间或引“或曰”标明不同看法。如：
《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与屈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1]。
《九叹》者，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之所作也。……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忧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2]。
评论作品时，既关注作者思想及抒情主题情感的个性化，还将其个性与儒家经义结合，反映出对儒家道德标准的推崇；亦体现骚赋哀志伤怀抒情特征及宣泄悲情的特点，且抒情中穿插铺排描写，抒情与描写结合，造成骚赋的直白化、散文化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及唐朝文人对汉代骚体赋的研究
汉代以后，历代学者从理论上对汉骚作了进一步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体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对汉代骚赋的研究重点转向文本的体式、风格等，而以风格为重。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赋体物而浏亮”。浏亮是就骚赋辞赋词彩而言。刘勰《文心雕龙》就汉骚评论如下：
“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杨沿波而得奇。”（《辩骚》）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衰，盖首出之作也。”（《哀吊》）
“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沈。”（《哀吊》）
“淮南祟朝而赋骚，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神思》）
“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时序》）
“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才略》）[1]
他认为清、哀、艳、丽、奇是汉代骚赋作品的几种基本风格，但这些风格整体没有脱离楚骚瑰丽奇诡的影子。萧统《文选》据其“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文学发展观，对汉骚赋作出肯定评论。他认为：“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繁。……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1]萧统还根据历代诗赋的发展，概括出汉骚的风格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强调辞彩华丽的重要性。
唐朝时期，文人对汉代骚赋作了整体化的肯定和批判，而主要以西汉作家为研究对象。柳宗元《西汉文类序》指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肯定了包括骚体赋在内的汉文的优长。而有些文人则强调儒家文学传统，对汉骚赋表示不满。杨炯云：“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王勃集序》）[1]刘知几则认为，司马相如、扬雄、马融之赋“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通・载文》）。但受刘勰《文心雕龙》对汉骚赋语言风格关注的影响，唐人亦对汉骚的艺术形态作了评论。魏征《隋书・经籍志》云：“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3]。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云：“自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播、陆，扬波扇飚，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4]。可见，唐人对汉代骚体赋的研究，显示出走向深入化与整体化的趋势。
总之，唐前学者对汉代骚体赋的研究，虽多为只言片语，少有长篇的系统论述，毕竟在一步步加深对汉骚体赋的整体研究，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文学史研究者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1]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3-30，1，17，29、30，48、50、50、51、54、54，60，73.
[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35-236，268-269，313-314，282.
[3]（唐）魏征.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1090.
[4] （唐）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金小娟（1984-），女，河南洛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整理、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