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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英雄不问出处,才能成就一个英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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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东西。这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形态。从产业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不是文化人、影评人、电影公司的老板在说谁是第一代,这是一个小圈子里的无谓争执,最最重要的是观众怎么看,当下的消费者怎么看。

关于“代”的概念

记者:您觉得有第七代导演这个说法成立么?

张昭:我觉得代的概念意义不大,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产物,这是一个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他们要从电影史的发展角度,结合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去看,电影的创作有没有历史阶段?这个肯定有。

在我印象中,第五代导演之前,是没有第四代、第三代的。真的有了第五代以后,大家才去分的代。比如说吴贻弓、黄蜀芹、吴天明、颜学恕都是第四代,他们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谢晋就成了第三代导演,(毕业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又从学风上划分的第三代,与谢晋同期的也有一批,比如谢铁骊。再退回去的第二代,是上海左翼的一拨人,程步高、费穆、郑君里等。第一代导演指默片时期的电影导演,大致活跃于上世纪初叶到2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郑正秋、张石川等近百人呢。

当时中国的编年史是一个政治史,也是一部跟政治史相关的文化史,所以才会有这样清晰的代的概念。

从我角度看,如果不能产生产业上的概念,“代”就没有意义。国务院九号令写的很清楚,电影就是大众的娱乐的文化产品,了不起的概念。对于行业来讲,我会觉得行业人去讨论这个问题没理由、没必要。

电影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东西。这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形态。从产业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不是文化人、影评人、电影公司的老板在说谁是第一代,这是一个小圈子里的无谓争执,最最重要的是观众怎么看,当下的消费者怎么看。

我一再讲,中国电影的整个产业,从小众步入大众,把重心把话语权交给观众。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交给观众去讨论。如果观众说没意义,那我们就放下吧,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

导演们已向市场频送秋波

记者:不管是第七代还是新生代导演,他们都更加重视市场,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风格和倾向?

张昭:多元的,从我的角度去看,非常多元。

记者:多元吗?像类似《疯狂的石头》的许多电影,都是加一点武侠的、喜剧的、恶搞的元素,同类型的太多了。

张昭: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大家都开始重视观众,其实说注重票房就是注重观众。很多年轻导演都是和我一起走过来的,比如张扬、管虎、刘奋斗都是从电影青年走过来的。一块玩儿,一块聊剧本,对电影有憧憬,对电影讲故事的方式都很痴迷。

只不过我们后来做了不同的事,我做了产业,他们还在坚持做导演。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年轻的导演,我觉得变化在于:从我要表达,逐渐转向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手段来表达,才能让最大多数的人共享,这可能是一个转变。

我觉得第五代也在走这个过程,比如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都在调整,所谓代与代之间的区别,都在被大家回答“观众在哪里”而渐趋消解。不管你号称是哪一代都要解答这个问题:这部电影拍给谁看,有多少观众会喜欢?

但是在欧洲,电影从来不是大众的产品,比如新浪潮等文化现象,都是门派流派和精英文化,是离大众是远的。只有在美国,电影才是产品。

我曾在克林顿的故乡小石城旁边的一个更小的城市――小石镇,当过驻镇艺术家,拿着美国电影基金会的钱,去做一个推广小镇的影片,我当时做了两个月,那个地方三个加油站,一个麦当劳,一个肯德基,一个小超市,总共三四万人,一个录像带店,还有一个很大的十二个厅的电影院。我记得很清楚,我车开进去到他们加油站,有很多当地的妇女,都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还梳个小辫儿,头发都花白了,还穿个花裙子,非常质朴,那里电影院的生意很好,那里好多人一个电影看好几遍,因为没有其他的娱乐生活。

什么是产业的基础?大家要清楚,我觉得中国电影未来产业的基础,是在像嘉义这样的地级市、县级市,因为他们人口很多,但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不像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自然很多,年轻人能想到玩的地方太多了,电影就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所以什么叫梦工厂,是那些生活很枯燥的人做梦的地方。真正令人激动的是,有那么多人需要电影。中国电影导演第几代的问题可以讨论,但我觉得,这越来越像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

专业型公司助力“新导”长大

记者:那你现在影片会启用年轻的导演吗?

张昭: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非常关注新导演和年轻导演,但跟代没有关系,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发掘一些新导演,比如像《气喘吁吁》的导演郑重,像管虎,他的《斗牛》还得了金马奖,境外导演我们也做,比如像《亲密》是岸西的第一部电影,还有《完美新娘》,这都是新导演的成果,还有《女人本色》,是香港女导演黄真真的作品。

我一直在说,我们会用我们的系统,为中国的年轻导演铺平市场的道路,让这些导演能有更多和市场互动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比如说陈嘉上拍《画皮》,改变了人们对赵薇票房毒药的印象,不光是票房,这个电影带来很多,把陈坤变成一线的演员。

任何事情从产业角度去看都有它的意义,我们做公司也是一样的,它有产业责任,要多跟新导演合作,我希望他们能够逐渐的听到市场的声音,观众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他们跟发行公司怎么合作。

我们在准备发的时候先开一个市场会,让他们来,我觉得年轻导演的最大的财富是创造力,但他们也有很多问题,这都是正常现象。你怎么培养年轻导演,需要系统化的扶植,这个很重要。就像《斗牛》能创造一千多万的票房,把影响力做出来,使它在金马奖帮助管虎树立品牌,让《气喘吁吁》的郑重不亏本,虽然片子烂,但总的来说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新导演。

记者:你允许他们犯错误?

张昭:当然,他们怎么能不犯错误呢?不犯错误的孩子能成长吗?

你去给他钱让他去买自己的创造力,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成长不利的,应该去帮助他,比如制作系统,比如监制系统。中国没有很好的监制,郑重如果有很好的监制,片子不会拍成那样。这与投资人无关,其实它就跟发行一样,不能去影响产品。好莱坞是监制制度,中国现在是老板直接给年轻导演钱,拍完了赌一下,虽然愿望很好,说要扶植,那你拿什么扶植,是拿钱扶植吗?

记者:投资人首先是要找一个很好的班底,谁对这个班底负责?

张昭:中国年轻导演大部分的钱都是热钱,不是产业的钱,差很远。首先,银行的资本,基金的资本,股市的资本未来将成为这个行业的主体,这些资本够健康,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虽然这对像徐静蕾这样的人会有约束,但这是好的约束。

看吧,现在年轻导演的钱很多都是靠热情,这是一个不正常现象,应该是靠行业资本。现在中国青年导演扎钱太容易了,门槛太低了,很多不成熟的产品进入了市场,本来寄希望于未来有一个大的商业系统,旁边有一个独立制片,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电影基金来扶植他们,然后把他们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培养青年导演,有人进来,有的活下来,有人死了那就出去,这一块是非常小的一块,但也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块,这样才能保证最高端的人才进入这个行业。

毁掉一个人的才华很容易

记者:您现在帮着新导演做发行等于也是在观察他们?

张昭:帮他们做一些市场的沟通,这个是最重要的,我现在也会做一些投资,对一些年轻的导演,我们主要是从类型上,最最重要的是我不同意,去投资新导演的才华,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从产业角度来讲,应该去投资几个系统,去帮助青年导演。

毁掉一个人的才华很容易。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才华一共就这么点,我们要让很多人看见才华成功了,才会有更多人进来,这个很重要。因为投资是个系统,系统在没做完之前,我不会去轻易投资他们才华。我有大的系统,优质的系统,去投资他们。

对年轻导演和新导演,第一,这个系统要帮他;第二,你要宽容,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电影行业的未来,很简单。行业资本实际上是银行的钱、股市的钱,专业的公司是干什么的,主要是对资本负责,投资系统,系统做好了才能保证资本不浪费,大的盘子不出问题。

记者:这个公司就是桥梁?

张昭:对,我们就是这样专业的公司嘛。投资就是对资本负责,不是对产品负责。我一年做十部电影可以给你多少回报?回报率是多少?这个投资系统不是因为某个老板的兴趣,那样只能是投机。

我这个专业公司要对很多人负责,对不起,任何一个导演离开了这个系统,那他很难生存了,不是钱的问题,所以有一次台湾电影代表团带了一帮年轻导演,在内地开了一个融资会议,要我发言,怎么解决年轻导演的融资问题?首先讨论要有个前提,我们从谁那融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从观众口袋里融资,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核心。

我到美国留学报道的第一天,看到七十多岁的人来注册读博士,对我震动很大,这个国家太厉害了,这是生命力的问题,当70多岁的人还在求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非常有生命力、创造力,所以年龄不是问题,所以新导演的标志是创造力。

我觉得电影这个行业,应该鼓励其它行业的人进来,中国很奇怪,你知道昆汀•卡伦蒂诺是录像带的小职员出身,如今成了这么有创作力的导演。不是说电影学院毕业就可以成为好导演,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其实,无论是什么行业的人只要有创新、有才华都能成为好导演,那就有意思了。英雄不问出处,才能成就一个英雄的时代,电影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