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出一节指骨给父辈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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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当他们年迈，一日日走向衰老，迎面走来的日子里，是疾病和死亡，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或母亲，不光是妻子或丈夫，我们应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过儿女的。”

这是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

阎连科称这本书是他所有作品中“情感的钻石”。他说：这本书我希望我的晚辈看，也希望我的同代人看。看完之后会觉得，如果你和你的孩子有距离，这个距离是可以缩小的；如果没有距离，这个爱是可以加大的。

书的封面――深深宽广的黑土地，“父辈”都已在地下，“我”已有一半进入地下，还有一半流连在人世间――也许，以这种苍凉的方式安排这四个字，正表达了作者阎连科内心深处那种怆然的心绪。

阎连科是朴实的，正像他朴实乃至土气的脸庞，他朴实地说，本来这本书是写给自己家族的80后孩子的，但他希望所有的80后及90后孩子也能够看看，现在的孩子不能不知道他们的父辈甚至是祖辈如何走过来的，不应漠不关心父母曾经的生活和经历，希望他们读后能重审亲情，拷问自己对父母索取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又承担了什么。

我不管别人怎样评价这部由阎连科一笔一画写出的13万字散文，但于我的影响就是，将女儿收拾好准备送她上幼儿园前，我分别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鼻子酸酸的。还是阎连科说得好啊，敬孝得趁早，不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时候，承受那种噬心的追悔与歉疚。而这种追悔与歉疚，将永世无法弥补。

阎连科正是在这种噬心的追悔与歉疚中，用一枝笔让自己返归本心，与灵魂素心相对。他放弃了一切写作技巧，以一种质朴至稍嫌寡淡的叙述方式，将一段一段朴实的文字缓缓铺陈开去。有时候读至某处我甚至想，这真是那个写出华丽奇谲《丁庄梦》、《日光流年》、《受活》的阎连科的作品吗？

开卷之初，直至结页收笔，13万字的作品，像是流淌着的一条溪水，这条溪水里融汇了忏悔、温情、感动、伤怀、思念，和一种袒露内心的真实。不事雕琢，却触动人心。

父亲、大伯、四叔，这三个已经故去的父辈面容，在作者的记忆和怀念之中重新鲜活起来。他们都是生活在中原土地上的普通农民，有着中国农民所有的品德，勤劳、朴实、坚韧，忍辱负重，为了生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沉默里，用日日月月年年的劳作收获微薄的希望。

阎连科的父亲因哮喘病已离开他二十五年了。二十五个春秋，是漫长的一河岁月，可是阎连科对于父亲的回忆，任凭多少岁月之水也无法冲刷。

他记得当父亲知道自己得了哮喘病那天起，父亲就用尽全力想完成此生最大最庄严的职责――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让他们能有尊严地娶上一门亲，给女儿备一份嫁妆，让她们体面一点嫁出去。为了去山上拉做地基的石头，父亲破冰过河肩扛背驮，身上挂满冰凌，哮喘引起呼吸困难，脸都憋得青紫。

他记得长年患股骨头坏死瘫在床上的大姐，她那痛楚的哭声笼罩在院子里，也遮蔽得父亲的心上冬不见光，夏不见风，变卖了家中所有能卖钱的东西医治也等于零。做手术买不起血浆，父亲带着孩子们一起抽血输给大姐。

他记得自己为了逃离土地的自私想法而固执地去当兵，没多久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父亲在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里旧病复发，而且愈发严重。这次复发是直接导致他六年后病逝的直接原因。

他记得在父亲病重的日子，因为久病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他脑子里竟然冒出“只要父亲在世，家里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种令人震惊的念头。而父亲临终前想看一场十块钱的《少林寺》电影，他却没能满足父亲的最后心愿，而那时，他的口袋正有着十七元钱。

阎连科在“清欠”一节里，狠狠地扇着自己灵魂的耳光――“从不花十元钱去为父亲包一场电影，到一味地要逃离土地当兵，因此改变父亲命运的执拗行为，再到敢于在父亲病重时产生恶念的内心，我到底算一个儿子吗？！”

还有大伯、四叔，以世俗的眼光看，他们都是卑如蝼蚁的底层劳动人民，可是他们有可贵的尊严和善良之心。

阎连科在这13万字的长篇散文中，子规啼血一样地警示我们：

“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作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疼爱。因为这种疼爱像河流一样源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许多时候，甚或把那疼爱当作累赘和包袱。”

这种警示，当为所有为人子女者所记取。让我们问问自己：我分出一节指骨让父辈抚摸了吗？

摘自《中国少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