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搭配如何应对中国米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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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米德冲突，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如果一国政府单纯使用支出调整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来同时追求内外均衡，则该国可能会面临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冲突。例如，当一国处于通货紧缩与经常账户逆差的状态下，同时汇率机制缺乏弹性时，该国政府就会面临如下冲突：如果该国运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则由于进口需求上升，该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会扩大；而如果该国运用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去缩小经常账户逆差，则通货紧缩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合理选择是增强汇率机制弹性，通过汇率贬值来缩小经常账户逆差，同时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简言之，一国应该用不同政策去分别实现内部与外部均衡，从而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其实是丁伯根原则的开放经济学版本。所谓丁伯根原则指的是，要实现一个政策目标，就必须使用一种独立的政策工具。

过去10年内，中国大多数时候面临的是与上述案例恰好相反的米德冲突。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面临通货膨胀与经常账户顺差的组合，另一方面，尽管过去10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并不低，但由于央行依然积极干预外汇市场，导致人民币汇率机制仍缺乏弹性。因此，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中国政府就会面临以下两难：如果用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则由于进口需求下降，经常账户顺差会进一步放大；如果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则经济过热会加剧。

中国政府过去是如何应对米德冲突的呢？过去10年，中国政府通常会采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同时追求内外均衡。有些时候，中国政府会采取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另一些时候，又会采取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通常可以使得内外失衡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有些时候却可能失效。正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指出的，假如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当有限。

其实，在上述两难下，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同时用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并运用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同时有助于降低经济体内的扭曲。

世易时移。在2013年上半年，中国转为面临经济增长率下滑与经常账户盈余缩小的格局。按照上述逻辑，合理的政策组合应该是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长率下滑，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放慢（甚至贬值）来应对经常账户的变动。然而，由于国内制造业存在显著的产能过剩，加之房地产价格存在上涨压力，央行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投鼠忌器。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遗留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使得中国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有所掣肘。同时，由于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快速升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着比传统的米德冲突更为复杂的痛苦权衡。

中国政府应当如何来应对当前的复杂化的米德冲突呢？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强化另一些非常规政策工具的运用。第一，通过加强资本账户管制来抑制短期套利资本流入，从而平抑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实现经常账户余额的大致稳定；第二，考虑到过剩产能的存在与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当前中国政府不宜显著放松货币政策；第三，结构性的财政政策放松仍应继续，例如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对教育、医疗、社保的公共投入来刺激居民消费等；第四，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推动收入再分配、打破国有企业垄断、要素价格市场化等结构性改革来提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重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总之，传统意义上的米德冲突仅仅是对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与汇率政策组合的讨论，而要突破当前的中国经济困局，政府必须突破传统宏观调控思维的桎梏，创造性地使用国内结构性改革与资本流动管理等工具，来应对当前的内忧外困，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