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和匹配理论:市场失衡分析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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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戴蒙德、西北大学戴尔•莫滕森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因在法规、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等方面所做出的理论贡献，被授予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学者认为，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一个提供均衡价格信息的瓦尔拉斯拍卖场，市场交易总是存在着摩擦。从劳动力市场上看，经常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同时存在工厂找不到工人和工人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意味着雇佣者与工作者之间都面临着一定的“搜寻成本”。如何减少搜寻时间和降低搜寻成本，三位学者在分别研究了不同市场属性的基础上，建立了DMP模型，试图提高搜寻效率，解决空岗与失业并存的问题，从而促进就业率明显上升。这一成果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和社会意义也显而易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国会出现“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更好地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关键词：搜寻和匹配；劳动力市场；世代交叠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业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3-0049-05

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1日19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美国西北大学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以及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以表彰他们在法规、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等方面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彼得•戴蒙德生于1940年，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故萨缪尔森对戴蒙德有经济学界的“神童”之称；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教学生涯。自1966年起至今，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保障、养老金和税收方面的权威。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2010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提名他为美联储委员会理事，然而，美国众议院没有批准对他的提名。戴尔•莫滕森生于1939年，1961年在维拉马特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他的学术思想深受比他年轻9岁的皮萨里季斯的影响,与其“跨国合作”良久，而后者也与他一起分享了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他成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员，2000年当上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5年获IZA（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劳动经济学奖并成为美国劳动经济学会会员。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1948年出生于塞浦路斯，26岁时移居并定居英国，1970年在埃塞克斯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73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6年后到伦敦经济学院任讲师，1986年至今任该校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工、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2005年与莫滕森共同获得了IZA劳动经济学奖。他还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计量经济学会会员，2010年当选为欧洲经济学会候任主席。

一、搜寻和匹配理论与市场交易摩擦

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将自己所研究的市场称为“瓦尔拉斯”市场，即信息完备的完全竞争市场。在一个完备的瓦尔拉斯市场中，市场所有的供需信息都将反映在价格上，价格机制会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劳动力市场应该自行通过调整价格来改变供求关系，使找工作的人能找到空缺职位，从而达到均衡。在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集大成者的传统经济学中，劳动力市场是理想的、无摩擦的。厂商给什么价就会要到什么样的工人，工人愿意出多少力就会得到多少工资。或者说，只要失业的工作者将自己的标准降到足够低，就应该总能找到工作；同样，雇主如果能降低标准，也总能找到工作者。在这种理论看来，工人失业是因为他们懒得工作，因此所有失业都是自愿性失业，失业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然而，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都驳斥了这一理论。他们发现，劳动力市场从来就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现实情况是，在多数情况下的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提供均衡价格信息的瓦尔拉斯拍卖者，市场交易总是存在着摩擦，卖方的报价与买方的保留价格很可能由于不匹配而不能成交。从劳动力市场上看，经常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同时存在工厂找不到工人和工人找不到工作的现象。为此，为加深对信息不完备的、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和理解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自20世纪60、70年代搜寻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理论中，戴蒙德认为，工作者想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雇佣者想找到适合自己的员工，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意味着雇佣者与工作者之间都面临着一定的“搜寻成本”。而所谓合适的工作岗位是指与你的技术和能力相吻合且按照你的价值支付合理薪酬的岗位。他们还指出，搜寻的过程，会产生成本，很小的成本也许就会造成劳动力市场巨大的“失业反应”。例如，雇主在寻找劳动力时可能因面临的小额成本而决定不招人，即便他们需要。搜寻的结果，与市场结构有非常大的关系。搜寻出来的价格（例如工资水平）可能是非常离散的，没有统一的工资水平。即使是很小的搜寻成本，也会产生完全不同于古典竞争均衡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很大关注，并在劳动力市场研究领域引发了一系列深入的分析。与传统理论相比，这一分析把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发展更为现实有效地联系到一起，从而为劳动力市场和公司行为提供了洞见，因为它建立在更为深刻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

“搜寻均衡的核心是把交易过程看成是一个匹配（matching）的过程，搜索的目的就是匹配，是交易者和交易机会之间的匹配，是交易者互相之间的匹配，而匹配概率大小依赖于潜在的交易者的数量。不仅交易需要搜索交易的机会，生产也需要搜索生产的机会，就业也需要寻找就业机会。”［1］搜寻理论的分析工具则是匹配函数，可用它来分析各类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摩擦问题，讨论市场摩擦对市场均衡结果的影响。三位学者分别研究了不同市场的属性，并认为一个不受管制的搜寻市场可能并不会带来有效的结果，其资源利用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因为其中的搜寻和匹配过程都与实际成本有关。为此，他们建立了DMP模型，试图提高搜寻效率，解决空岗与失业并存的问题，从而促进就业率明显上升。戴蒙德等人还认为，“匹配函数的本质是反映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技术，认为函数的形式是线性函数或二次型函数”［2］。对匹配函数微观基础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协调失灵、求职者的异质性、不同市场的加总以及流量――存量匹配等四个方面，当然也包括技术变化、社会文化、在职人员的求职行为以及政府的失业福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结果的影响。2000年戴尔•莫滕森在匹配模型的框架下融入了工资公告的工资决定机制，“他的一个深刻的洞见是工资分散可以使劳动者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化，这使提供高工资的企业有积极性为特定的匹配提供更多的投资，以换取劳动者未来的低流失风险的收益”［3］。

三位学者的理论和模型，搭建了从微观经济基础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桥梁，把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发展更为现实有效地联系到一起，有助于我们了解失业、职位空缺和工资以何种方式受到监管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社会福利、工资待遇、成本效率间找到平衡点。同时，它也告诉我们，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并不总是有效的，因此政府就有责任采取相应措施为人们找到就业机会提供帮助。但三位学者指出，有时候政府政策可以降低无效率的程度，而有时候政府的政策会适得其反。例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可以避免劳动者绝望之余接受一份不当的工作，但给予太多救济反而会使失业者不重新上岗，耐心寻找合适工作，拖长市场搜寻时间，从而拉升失业率。

二、世代交叠模型与养老保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指出，戴蒙德等三位经济学家在搜寻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可以运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许多领域，如住房市场和公共经济学等。其实，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基本理论贡献不限于劳动经济学，特别是戴蒙德对养老保险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经济学界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他建立的世代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s）模型。这个模型主要讨论了公共债务问题，是他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一个成功的尝试，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模型。“该模型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的核心区别是，此处假定人口是不断新老交替的：它不是假定有数量不变的长生不老家庭，而是假定新人不断出生，老人不断死亡。”［4］96在拉姆齐模型中，经济活动中的个体都是没有差别的标准个体，具有无限的寿命和相同的理，因此经济决策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是无差别的。戴蒙德则认为，“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有不同代的人活着，并可以互相交易，每一代人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和不同代的人做买卖，有些代还未出生，他们的偏好不可能记录在当前市场的交易中。”［5］大家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往往同时允许不同代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存在差异性。人们在年轻时主要与老年人打交道，以后则主要与年轻人打交道。一般来说，老年人拥有资本而年轻人拥有劳动，二者结合带来社会产出，资本和劳动得到各自的报酬。老年人消费其资本收益和所得的资产，直到其死亡和退出经济体系。年轻人把劳动报酬分为消费和储蓄，并把储蓄留到下个时期。由于这种模型分析考虑了不同代际间经济个体在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不同群体，改变了以往研究中让经济个体遵循相同经济决策方式的一些弊端，因而较好地分析和解决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经济行为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指出，戴蒙德模型的均衡可以是帕累托无效率的。因为，“世代的无限性使计划者拥有一条满足老年人消费的途径，而这条途径通过市场是得不到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如果想在年老时消费，其唯一选择是持有资本，即使资本报酬率较低。然而，计划者无需使老年人的消费取决于其资本存量及资本报酬率。相反，该计划者可以任何方式将用来消费的资源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进行分配”。［4］110

目前，这一模型已成为分析养老保险的主要工具，当然它也可扩展应用于通货膨胀、公共财政、消费决策、收入分配等领域。在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养老金收支平衡一直是首要问题，有人认为，现收现付制无法应对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完全积累制可以大幅度降低养老金支付危机，中国必须实行养老保险体制转轨。也有人利用世代交迭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在中国的可适用性，认为短期内由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过渡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现收现付制在我国仍具有可行性。还有人认为，现收现付制比基金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并能够在代际实现帕累托有效配置。在我国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体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养老金支付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学界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呼声日渐升高。然而，退休年龄的延长意味着年轻人就业机会减少，从而使年轻人失业问题更趋严重。因此，在城镇地区就业形势的强大压力下，是否要通过延长退休年限来缓解养老金支付的财政危机也成为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两难选择。因此，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借鉴国外养老保险理论和实践，根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深化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失业问题

每年诺奖颁发前都有人会预测获奖人选，然而大家期盼的那几位都没有得到，却将这一殊荣授给了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三位经济学家。这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因为此前这三位经济学家基本无一人被列入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中。但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它跟当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率较高可能有关，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开始偏重实践有关。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在发表获诺奖感言时就指出，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欧洲的失业率已经开始上升，所以我知道这一问题将会影响政府的政绩，将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如果社会不采取措施，失业率将可能进一步提高。当时经济学家对此却难以提出有效的理论来应对，试图用新的理论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新的模型确实收到了效果。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虽然理论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都关注和致力于解决全球劳动力市场、失业和就业等问题，联系当前全球经济所处的背景来看，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更大。大家知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创下的高失业率并未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而好转，它表现为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例如，美国和欧盟已连续20个月左右失业率在9%以上，欧洲更是多国远超10%，新兴经济体的巴西当前失业率也达8%，南非更是高达23%，可见，全球正面临着新的就业危机。而且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无就业复苏，表明当前的失业不仅仅是一种周期性失业，更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无就业的经济复苏显然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就业复苏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复苏。美国的失业率要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估计要三年左右的时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不少企业在经济复苏势头完全确认前，通常会持观望的态度而不会马上增加雇员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美国当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可能被迫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这会使经济复苏进程中的失业情况改善比较缓慢，使美国经济受到增加就业的巨大压力；再方面就是当前美国政府延长了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期限，有的州失业者每月可领到1000美元的救济金，半年后如果还找不到工作，还会有低收入补助等其他保障措施，这将助长搜寻行为并延长搜寻时间。目前，奥巴马政府在“一揽子”刺激计划难以奏效之际，开始通过外交渠道，指责人民币低估导致其国内经济矛盾，并企图重启贸易保护手段来解决其高失业率等问题。最近，美国又采取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创造“有效需求”，然而，收效甚微，甚至埋下了“流动性过剩”带来资产泡沫崩溃和通胀高企的隐患。欧盟国家则企图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来缓解其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问题，但近期遭到了各种规模空前的罢工浪潮。在各国宏观政策缺乏明显效果之时，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三位学者，无疑会引起全球对失业理论的关注和重视，其理论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

运用搜寻和匹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常常出现双边失衡的现象，一方面，沿海许多工厂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出现所谓的“民工荒”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偏远和内陆地区工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产生了“就业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从搜寻理论来看，是因为没有建立空岗和剩余劳动力之间有效的匹配机制，匹配缺乏效率。麦肯纳指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寻找工作时面临着很多可供选择的方法。他们可能寻访几个求职中心，或根据报纸的信息大致地捉摸一下，进行个人咨询或人际接触等。［6］而在我国不少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加上有关部门对农民工缺乏职业培训，只能依靠原始的血缘关系、人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获取就业信息，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搜寻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被限制在一种相对狭隘的群体纽带之中，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还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摩擦较大，供求信息严重不对称，部门和市场区域分割较明显，就业服务体系十分落后，使得农民工难以对商品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匹配格局，从而延长了搜寻时间和搜寻成本（包括进城就业的交通成本、寻找工作的各项支出等），增加了就业的难度。闭塞的工作搜寻渠道和较长的搜寻时间与较高的搜寻成本，既降低了均衡情况下的就业率，并使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下降，又提高了企业的空岗率，导致企业的产出率降低。与此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东部地区一部分产业向西部转移，部分农民工会选择转向农业或在本地打工。这些都是导致出现“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现象的重要原因。我以为运用搜寻理论来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似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国会出现“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是因为，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快速扩大,就业体制改革的推进,大学生知识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201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64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100多万历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加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学生就业率有所下降。大学生知识失业必然会对青年自身和教育、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很多,从搜寻和匹配理论的角度看,与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相互搜寻有关。搜寻是延长失业时间的重要因素。信息搜寻和传递是需要较高成本的，供求双方只能在有限的成本和有限的知识条件下进行搜寻。然而，在搜寻过程中，大学生不仅要搜寻雇主的需求信息，也要将个人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雇主。大学生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空间、工资待遇、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都有自己的期望，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越高，就业期望就越高，他们的家庭期望也越高，父母都将稳定的且工资待遇较理想的岗位作为搜寻和就业的第一选择。这一切会延长搜寻时间和加大搜寻成本，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还愿意提供搜寻成本，发挥“失业保险”的作用，这一行为本身又会造成就业率的下降。其实，在搜寻期间，有的大学毕业生并非没有工作机会，甚至手头拽着几个用人单位进行比较选择，因害怕今后找到的工作比手头上的差，为了保底，又不愿退出来，白白多占了本来就有限的就业信息，进一步加剧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从用人单位来看，他们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个人素质等也是有一定要求的。由于目前我国不少公共机构服务水平和效率较低以及信息网络建设不够，双方信息不对称，直接影响了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导致出现有些大学生没有用人单位接收而有些用人单位又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为了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首先，应打破就业市场的分割，尤其是由于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市场分割，改革户籍制度，消除用人壁垒，以降低大学毕业生搜寻工作岗位的时间。其次，加快建设规范、高效的就业市场和就业信息网络。公共机构应做好就业信息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的工作，收集不同时期就业市场的职业需求状况，不同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等数据，真实介绍用人单位情况、需求信息，并对就业形势进行分析，加快就业信息的传递，改善就业信息的对称性，不断拓宽和完善市场匹配渠道，提高公共机构服务水平和效率，使得大学生能够及时得到市场的各种需求信息，更加客观地认清就业形势，形成更为准确客观的就业期望，从而尽可能减少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时间，降低他们的搜寻成本，提高市场的匹配效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搞清楚劳动者和企业主这些微观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和匹配的行为，对于了解失业率的决定因素，解释工资的形成机制，制定降低失业率的政策都非常重要。运用搜寻和匹配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国会出现“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以及深入剖析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这个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也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与中国广大的农民工和大学生有了切身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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