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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画家的北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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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肆意畅想着北京一夜,有些人却认真体会了北京十年。

人物简介:

夏尔・乔得龙(Charles Chauderlot),1952年4月15日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父亲是法国人,母亲则来自西班牙。18岁时,父母建议他学习法律和政治科学专业。其后的15年里,乔得龙在从事与大学专业相关的事业的同时,从未放弃绘画。乔得龙先后参加了法国国内及国际上的50多场画展与竞赛,举办了十余场个展,参加了多次联合展览,并成为巴黎马莱画家协会会员。这期间他赢得的奖项和荣誉包括:12次国家级比赛一等奖,第38届贝济耶国际美术展金奖,第81属巴黎冬季沙龙特别奖。

中国画作历程

近十年来,乔得龙先后多次在北京、上海、香港和澳门举办个人画展。

2002年到2004年,中国有关方面特许乔得龙进入紫禁城未开放地带写生,他是首位获得这项特权的外国人。

2007年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乔得龙赴澳门写生三年,描绘当地的建筑遗产。

乔得龙的作品已在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出版。许多画作现已为私人所收藏,法国多个市政府、普瓦希艺术历史博物馆、北京何扬一吴茜现代绘画馆和澳门艺术博物馆也收藏了他的作品。

十年万重山水

1996年8月4日,星期日,乔得龙首次着陆北京,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正如他所说的,“如尤利西斯般幸福,已渡万重山水……”10载的异国他乡生活,其中的悠长况味令他自己都倍感惊异,其间他时常也会满怀乡情地念起地中海沿岸风光,但就是这段未曾预料的命运赋予了他手中珍贵画笔新的意义与激情。

当月29日,乔得龙返回法国,心中仍萦绕的满是中国的奇异图景、绚丽风情,携带的多本画夹里也满是墨色,收藏了他用画笔在北京、北戴河和承德捕捉的光阴,这几座城市成为了他初识中国的窗口。转年一月,当他再次启程前往北京的时候,就已然在心中做出了无限期定居的决定。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乔得龙作为一个异乡人,以北京为圆心,频繁地出发、回程、再出发,在中国各省区市进行了多次为期较长的旅行,足迹遍及河北、山西、河南、江苏、浙江、新疆、广西、上海……在看似漫长的11年里,他说自己“所掌握的时间并不充裕,但在北京的生活,对北京的探索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精力”。

前年,乔得龙远赴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澳门,他选择那里的原因是“澳门多少个世纪以来曾经一直是全中国的抵达港和出海港”,而“人生不恰恰也是一遭非凡的旅行么”?

12年后的今天,2008年的这个人间四月天,当乔得龙再次旅行回归到熟悉并热爱的北京城,似乎比我这个本地人更加强烈和迫切。“北京这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还依旧与众不同,现如今,她已判然别样,只有久居北京才能够品味到她的瑰丽多姿。我的这段北京往事已经一去不复返,许多我那时候见证的胡同也在阵阵水泥尘烟中消失了……”他沉吟的表情,叹惋的语气,将我的思绪也带入回了有胡同的那段京城记忆。“高高低低的屋檐,深深浅浅的槐荫,曲曲折折的铁丝上挂着鸟笼,画眉、黄莺跳跃其中,唱着婉转的歌曲;头皮刮得锃亮的老头儿,在楚河汉界两边端坐,老太太们坐在院内的阳光底下,边择菜边聊着家常:鸽群掠过天空,振翅的风声之后,是一带回响悠长的鸽哨;间或走来一位走街串巷的小贩,叫卖声绕梁不绝……”这样的场景,就是那最纯粹的北京记忆。

“不可否认,北京城是一件杰出的城市规划作品,她的诞生是一个奇迹。首先,三重城圈的蓝图并非为行政管理之便或为满足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而拟定。这座普天之下第一帝国的首都惟求至善至美,她有如一张被绘制在中华大地北部的棋盘,周围以城墙环绕,城内编制以大道,再用纵横交错的街巷分隔出无数方格――北京城转瞬间岿然而立。”

――《勒内・莱斯》维克多・谢阁兰,巴黎2000年

两色京城况味

乔得龙喜欢用中国墨、中国毛笔画中国风情,评论家会很客套地说他同时从中西两种文化中汲取灵感,探索出了一种新颖的美学表现形式,只以黑白两色表现大千世界。但他只是说“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朴素魅力吸引着我,促使我拿起画笔再现那树木成荫的寂静街巷、华美的院门和生机盎然的庭院。我心中无比赞叹地漫步在这青砖灰瓦的世界,让我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1997年,乔得龙开始了漫长的异乡生活,准备亲见并且用心去感受这座古都。自那时起,他就一直居住在这里,每天融入这座1300万人口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他不是所谓的中国文化领域的专家,而只是一名画家,七年来,他以一名画家的敏感细细品味着北京的内涵和北京市民的淳朴。

他似乎越说越激动,以致言谈间生出了那些本不该出错的语法,“北京决不是一座普通城市,她璀璨夺目,令我心驰神往”,我微笑着颔首应答。但是“如今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加速,北京的城市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大部分城墙和城门被拆除,数条环路和大量立交桥构成城市交通的骨架……”

十多年来,乔得龙每天都用几个小时来写生,笔耕不辍,其他时间,则通过各种途径来对北京这个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熟悉和认识。“我逐渐接触到了老北京的风俗习惯,了解到了与城市结构密不可分的北京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我手持毛笔,坐在麻将爱好者和街头摊贩常用的折叠椅上;我的出现激起了路人的好奇,他们热情地与我攀谈。学习中文之后,我对北京人的精神状态和北京式的幽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我还认识到,京腔京韵是极具北京特色的表达方式,与官方语言普通话不尽相同。能够在50年后亲身经历老舍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景,听到其中的京味对话,着实令我惊讶。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八月十五,什刹海湖畔一条胡同里的一位女居民邀请我去做客,由此我知道了中秋节的存在,那一晚的热烈气氛我至今记忆犹新。2003年2月春节之际,我到东岳庙去逛庙会,如同身临老舍上世纪50年代的一部作品所描述的场景之中:枣子、糖炒栗子、饺子、爆竹、红灯笼、历历在目。夏日炎炎,烈日炙烤着老屋的灰瓦,我在槐树荫下乘凉,几名疲惫不堪的摊贩在一旁的三轮车上休息,他们让我忆起了老舍笔下的祥子。还有某日,在北关房胡同完成一副作品后,我漫步银锭桥上,与一位满族老人擦肩而过,他步履蹒跚,有节奏地摇摆着手中的鸟笼;此时,我仿佛看到了话剧《茶馆》中的某个人物……”

对于北京的了解更加增加了他创作中的灵感,在亲身经历这座拥有千年悠久传统的城市的变迁的时候,他赞叹道:“20世纪的风云变幻未能摧毁北京城,不曾动摇北京市民精神。我爱北京,我以爱的名义见证这一切。”我丝毫不会怀疑这种热爱的本能,当他由衷地问出“倘使明天,胡同四合院都不复存在,我将去哪里寻找‘我的’二胡艺人、‘我的’养鸽人、‘我的’小摊贩”的时候,我回答他,“老房子上白色的‘拆’字意味着北京居民将更多搬入公寓楼,2008年奥运会的

举办,使北京政府正在领导建设一个新北京。这个新北京一定是一些破旧、危险的旧房被拆除的同时,把那些有价值、有特色的胡同和四合院修缮和保护起来。”

时光荏苒,禁地通幽

时光是乔得龙了解与描绘北京的挚友,十年的光阴付出,才有了日积月累的深入了解,才塑就了他手中各地繁复灿烂的画卷。但是最令乔得龙自豪的是获得了许可进入故宫所有非开放地带的承诺。这个许可是他翘首企盼了漫长的十个月后正式领到一张出入证――将通行故宫的特权授予一名外国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也令他格外珍惜这个机会。随后他在紫禁城内创作耕耘了大约两年光景,从2002年10月到2004年11月,他走过的足迹都收藏在他的画里,有时,他甚至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再次折返原路,勾画宫城中隐藏着的某件建筑瑰宝,也常常会抓住某座宫殿大门敞开的珍贵机会,在描画宫殿院门之前,首先绘制院内景色…”这超越时空的征途是在封闭着的四角空间中展开的。按照中国古代地理观,中心亦是五行方位之一,紫禁城中的各个区域因袭传统的空间概念,铺列于中央子午线两旁。本书同样依循这种空间划分原则安排章节,同时,各个章节中水墨画的编排顺序均与我实际创作的顺序相一致。本书收录八十一副水墨画,以求与紫禁城宫门上的八十一枚金色门钉相吻合。八十一颗门钉象征着阳之至极,从前是唯有至尊的皇室才有权使用的装饰物,其他任何建筑物都不得僭越。这八十一副作品既是对宫苑壮丽盛景的颂扬,也是献给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礼物。为引领读者与我在这迷宫般的紫禁城中同游,每个章节前均设置了一张图示,上面表明了我当时写生的确切位置和观察方向。

当然在这个特享的过程中也有着重重障碍令他一时束手无策:肆虐一时的“非典”、严酷的冬日和其后异常多变的春季,乃至于部分工作人员的态度。但这些都无法阻挡他的去路。“我毕竟享受了莫大的优待,也借此赏阅了数不尽的炫目景致。”在中国,时光流转的节奏似乎有别于西方世界,然而只要勤恳坚韧,终能品尝到甘甜的果实。他终于出版了这本《水墨紫禁城》,在书的扉页上他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北京的普通市民和北京的文化人,感谢你们的指引,通过你们,我认识到了北京文化遗产的丰富底蕴。”

Q&A

《旅伴》:最喜欢中国哪个城市?

乔得龙:除了北京,我在中国的部分旅程略显匆忙,只属于浅层感受,体验欠深刻,唯有河北苍岩山之行算是一个例外。北戴河渔村景象,泊在渤海海滩、卸下桅杆的中式帆船,北京北郊位于昔日清朝疆界上的长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旅伴》:对你画作完成帮助最大的人是谁?

乔得龙:那些所有陪伴我走访中国各地的人们,他们不但增长了我的见识,也借此加深了我笔触的韵味。也幸有他们相助,我在中国的旅行才得以延续。我最要感谢他们。另外还要感谢那些老北京们,是他们使我对汉语的掌握不断进步,更重要的是他们向我传授了关于北京的历史文化知识。

《旅伴》:画画之余都做些什么?

乔得龙:看老舍的书,是我的爱好,从中我可以更深刻的了解北京。

《旅伴》:北京的哪些地点是你最难忘的?乔得龙:日坛附近的深路街、南池子以及从前属于北京郊区的麦子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