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慕容鲜卑的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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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地处中国北部的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陆续内迁、汉化，最终与汉民族融合。慕容鲜卑作为鲜卑族的一支，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通过割据政权的强制性，由上而下、主动而又全面地实施汉化政策的一个少数民族群体。

鲜卑源于东胡。汉初（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众逃散，其中一支迁至内蒙古的鲜卑山，从此这一族人便以鲜卑为名出现在史册。汉武帝时派兵破匈奴，匈奴衰弱，鲜卑渐强，并逐渐南迁，进入内蒙古东南部地区，逐渐由渔猎民族变为游牧民族。慕容鲜卑属于东部鲜卑，在南迁的过程中，慕容鲜卑进入了辽西地区。时值西晋末年时局动荡，大量汉族流民进入相对稳定的辽西地区，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慕容鲜卑开始与先进的汉文化密切接触。此后慕容鲜卑崛起于辽西，先后建立起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封建地方政权，并深入黄河流域，逐鹿中原，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促进了慕容鲜卑自身的汉化过程。慕容鲜卑积极主动、全面的汉化政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生活习俗、艺术等各个方面。他们改革进取的战略眼光和成功的操作，对当代社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政治 慕容鲜卑政权经历了由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到中原封建政权的转变

慕容政权的建立有它具体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层次，经历了从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大单于到具有典型汉族特点的王、皇帝的过程，这在匈奴等之前是没有过的。慕容鲜卑早期“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此后慕容鲜卑逐渐与汉民族接触，“渐慕诸夏之风”。之后慕容立，在慎刑、选贤、重农、禁酒色、退便佞等治国方略的推动下，废除此方少数民族政权历来推行的“胡汉分治”政策，鼓励鲜卑汉化，重用汉族人，善待汉族归附者，设立郡县，安置汉族流民，大得人心。晋拜其为鲜卑都督。“永嘉初，自称鲜卑大单于”，慕容鲜卑政权正式建立。慕容死后其子慕容立，继续推行既定国策，实力大增，先后西败段部、东灭高句丽、北并宇文部成为东北强国。慕容于咸康三年称燕王。称谓的变化实质上体现了慕容氏政权性质的变化：由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转变。慕容死后第二年，慕容攻赵得幽州，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接灭冉魏、克邺城，永和八年（325年）慕容称帝，淮汉以北的中原地区及东北尽归挖制之中。至此，慕容鲜卑政权完成了由地方的鲜卑国向中国的封建割据政权的转变，在其汉化进程中迈进了一大步。

政治制度上慕容鲜卑的汉化更为迅速与明显。慕容鲜卑的统治者善于学习和运用汉族上层分子的封建统治的经验，注重民族融合，全面接纳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制度。《晋书》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 可见慕容鲜卑政权建立之处已接纳并采用了中原王朝的郡县制。至慕容时政治系统与机构更为完备，设宰相、司马、列卿将帅等官职，同时“起文昌殿，乘金根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跸。以其妻段氏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因此《晋书》对慕容氏政权政治体制的描述为：“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

汉人在慕容鲜卑政权中担任要职，成为政权的重要支柱也是慕容鲜卑汉化的特点之一。慕容时便“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河东裴开为股肱”。慕容时更是对汉人委以重任，封弈被任命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骛、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真、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为列卿将帅。

慕容鲜卑为了改变其在汉人中的胡族形象，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创造胡汉融合的环境，还模仿汉人的做法，制造了一些神话。传说慕容的十二世祖乾罗忽于一夕“著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推为君长”。更有甚者，慕容鲜卑称其为东夷族商始祖契的后裔。《南燕录》载“慕容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即契）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西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这一段记载的假托性显而易见，殷之祖先出于夷，与东胡不是同属。其目的也十分明显，即淡化慕容鲜卑的胡族身份，使自身不为汉人所排斥，巩固其统治，进而融入中原社会。

慕容鲜卑在中国历史上是汉化较深的民族，这从慕容氏政权实行的民族政策上也可得到深刻的体现。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实行“胡汉分治”的政策，即对境内少数民族实行本族制，对境内汉族实行汉族制。匈奴的前赵政权最为典型，此后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后秦都曾采用这一政策。慕容鲜卑政权自建立之初便不实行“胡汉分治”，无疑缩小了民族间的距离，进一步促进了慕容鲜卑的汉化。

二、经济 慕容鲜卑在经济方面的汉化集中体现在其经济模式由渔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

慕容鲜卑最初属渔猎民族，史载“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淳不流，中有鱼不能得。闻汉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汉国，得千余家，徙至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南迁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后，转变成为典型的游牧民族，与乌丸人相同，“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经常以牛马与汉魏进行交易。因此在慕容部建立政权之前，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但同时也夹杂着少量的农业与手工业及渔猎遗风。

慕容鲜卑南进辽西后“渐慕诸夏之风”，其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转向。“太康十年，又迁于徒河之青山”，“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政权建立后，慕容明确提出以农为本的发展方针：“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同时他还在江南求得桑种，在辽川发展养蚕业。慕容继续施行重农政策。他进一步提出：“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国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同时“躬巡郡县，劝课农桑”。政策上，慕容接受记室参军汉人封裕的建议，提出：“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即“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足以说明他们重视农业生产的程度，进而反映出农业已取代牧业在慕容鲜卑政权的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事实。从更广泛角度而言，慕容鲜卑政权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

三、社会组织 鲜卑的早期社会组织与乌桓相同

《后汉书》载：其俗“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无世业相继”。这反映鲜卑这一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特征明显。鲜卑早期社会是由落、邑落、部构成，邑有小帅，部有大人。到檀石槐时，其军事、政治结合体中的邑，性质较前发生了变化。檀石槐将用武力合并起来的广大疆域，划分为三部六十余邑，各邑辖地广阔，与鲜卑早期自然形成的区域很小的邑落有很大区别。檀石槐死后，其三部六十余邑的体制随之瓦解，大人世袭制也逐渐代替了大人选举制，它标志着鲜卑阶级分化加深和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其后，豪帅虽受汉魏政府封赏，但仍一直保持着部、邑落结构，鲜卑的武装未从邑落结构中分化出来，氏族制的遗风至公元3世纪轲比能时依然存在。如史称轲比能“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至慕容鲜卑政权建立的前夕，慕容鲜卑社会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慕容鲜卑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社会组织形式急剧变化。由于依照汉魏典章制度设官置守，统治机构渐趋完备，封建等级制度日益森严，氏族制的遗风不再存留。由于封建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慕容鲜卑由游牧向定居农耕转化的过程中，完整的部落群体难于存留，很多鲜卑部众破产，依附于鲜卑贵族和汉世家大族，成为他们庄园里的部曲、佃户。大量的人口迁徙更加速了慕容鲜卑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瓦解。新的社会组织已与汉人无异。

四、文化思想 面对先进的汉文化，慕容鲜卑采取了积极学习继承的态度

早在慕容鲜卑政权建立之前，慕容鲜卑便已向往中原文化。前燕建立后慕容对汉文化极为重视，任用“儒学该通”之士教授鲜卑贵族弟子。史载“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同时“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慕容作为曾接受儒学教育的慕容鲜卑首领，“雅好文籍”，进一步推动了汉文化在鲜卑族中的传播。他曾亲自编写《太上帝》和《典诫》十五篇作为鲜卑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的教材，甚至经常亲自讲授汉学，“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同时慕容“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这些措施足以说明慕容对汉文化倾慕之深。鲜卑贵族中汉文化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整个慕容鲜卑社会对汉文化的学习，因而慕容鲜卑政权统治区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术最发达的地区。

五、生活习俗 慕容鲜卑在汉化的过程中生活习惯与民族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基本消失或与汉民族的生活方式融合，失去了固有的特点

慕容鲜卑原有的发式与服饰是很有特点的。《后汉书乌丸鲜卑传》载：“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三国志乌丸鲜卑传》裴注：“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历代对髡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发式多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与中原汉族的发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慕容鲜卑的妇女结婚后，发式与装束要发生改变，“妇女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关于慕容鲜卑早期的服饰，史书少有记载，但通过乌桓的服饰，我们可以推测出慕容鲜卑的服饰。史载乌桓：“食肉饭酪，以毛毳为衣”，由此可知慕容鲜卑狩猎所获的虎、豹、貂之皮是他们衣着的重要原料，同时他们也将兽毛织成各种毛织品。至莫拔跋时慕容鲜卑旧俗开始变化。慕容统治下的燕代地区创造并流行逍摇冠，于是鲜卑人，特别是对金银步摇冠极为偏好的慕容鲜卑上层开始敛发袭冠，无疑这是对旧俗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慕容部不断南迁，与汉族接触增多，同时很多汉族流民迁移到慕容鲜卑统治区域内，慕容鲜卑中普遍出现了本族戎衣以外的中原衣制。随着慕容鲜卑统治区域内农业的发展及汉文化的盛行，使鲜卑发式、服饰与汉族逐渐接近，直至完全相同。

婚俗方面，慕容鲜卑在走出鲜卑山之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存在古老的血缘群婚习俗。南迁到草原之后，群婚习俗残余依然浓重，当时的状况是“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后来，流行抢婚，“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牛马羊以为聘取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慕容称帝后，强化了鲜卑与汉人的通婚制度，尤其是皇族与汉人的婚配，相当自由。众多鲜卑干脆以汉人称谓，统治者全力支持，这是鲜卑族全部汉化的制度保证。进入中原后，虽然仍有旧俗存留，如蒸母，抱嫂的习俗（把寡母或寡嫂收留在本氏族内以增加劳动力），但已实行一夫一妻制，与汉人无异。

慕容鲜卑的丧葬习俗也在汉族影响下发生了改变。早期“其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灵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丧葬习俗变化巨大。考古学家从这一时期位于大凌河中下游的慕容鲜卑墓葬中发掘出大量陪葬品，但墓葬之间陪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差别巨大，说明慕容鲜卑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与等级差别。这与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与大量的汉族流民杂居，开始定居，从事农桑是分不开的。政权建立以后，慕容鲜卑的丧葬习俗进一步与汉族接近。从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文物中不难看出，虽然石椁墓、梯形棺椁、殉牲、流行马具仍依稀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俗，但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上层鲜卑贵族中，其丧仪制度承袭了秦汉以来汉族勋臣显贵的传统，随葬品与汉族地区已没有大的差别了。

六、艺术 慕容鲜卑艺术的汉化集中表现为音乐的汉化

慕容鲜卑的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给汉族音乐注入了来自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对中国古代音乐，特别是隋、唐音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慕容鲜卑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便创造了质朴粗犷的音乐，葬礼时必以歌舞表达哀思，《魏书》载：鲜卑同乌丸，“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随着慕容鲜卑的南迁，与汉族接触增多，其音乐逐渐见诸史册，如《慕容垂》、《慕容可汗》等。这些歌原是用鲜卑语演唱，属于适于狩猎、游牧民族演唱的歌谣。慕容鲜卑政权建立后，在吸收中原王朝传统音乐的基础上，鲜卑音乐与汉族音乐融合，被改造提升为一种新型的宫廷音乐。慕容盛在位时，有一次“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感上下，诛兄弟以杜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夺之年，二寇窥窬，难过往日，临朝辅政，群情缉穆，经略外敷，辟境千里，以礼让维宗亲，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时无二论。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阙而不论，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恪之功焉”。“颂”是中国古代用于“美盛德”的宫廷雅乐，而慕容盛在位前后的中书、中书令都是汉人，则《燕颂》应是汉文创作。此时慕容鲜卑音乐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完成了由俗到雅，由胡到汉的飞跃。

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主旋律，在这一时期，慕容鲜卑逐鹿中原，建立政权，走上了汉化的道路。由“慕诸夏之风”到“法制同于上国”，最后依中原建国的规模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封建地方政权，并仿魏、晋社会与制度建立自己的社会与制度，慕容鲜卑政权的转变过程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当时入主中原的几个少数民族中是先进的、具有代表性的。

慕容鲜卑的统治者推行了主动汉化的政策，主动向汉族学习，如重农桑、兴汉学、习汉制，与汉通婚，同时正确处理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极力避免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如不实行胡汉分治、政治经济上一视同仁、安置汉族流民、大量任用汉族官吏等，慕容鲜卑的突出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功绩应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