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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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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三大支柱,特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历史遭遇,铸就了草原文化特有的、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价值系统。

天人相谐

敬畏自然、感恩自然是草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脆弱、严酷的自然环境,使草原民族选择了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较之农耕,畜牧业对自然的依赖性显然更强。生存的压力,使人们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更为深刻,较早地形成了生态意义上的“天人和谐”思想。他们认为大自然是完美和谐的一种秩序,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万物和谐共存是“天道”,尊重自然就是对“天道”的尊重。草原民族对大自然倾注着爱和敬畏。牧人的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完全是本着这一思想建构的,“居无常所,逐水草而进”的游牧生产生活本身就是古老的、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

“天人相谐”的意识已融入草原民族的每一个细胞。道德方面,他们谴责和鄙视贪婪攫取自然资源的人,反对竭泽而渔的行为;在精神领域,牧人自觉地将保护植被、动植物生长和水源清洁当作自己的神圣责任,用禁忌的方式约束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制度层面,以法律保护生态,是草原文化的一大特色,蒙古族从习惯法时代开始,就确立了保护草场、水源和野生动物的法律制度,到了16~17世纪在成文法中更加完善。草原民族“天人相谐”的生态观及实践,标志着草原民族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已上升到自觉高度。

英雄主义

英雄崇拜文化在草原民族中十分普遍,仅蒙古族民间就流传有550多部英雄史诗。作为草原文化中最完美的人格定位,“英雄”的概念在草原文化中既是对人的本性的诠释、对生命价值的道德阐释,同时也是对理想人际关系的具体解读。因此,英雄观是领悟草原文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聚焦点。

英雄崇拜最初产生于人们对力量的崇拜,但草原民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停留在“力”的崇拜上。作为体现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文化“符号”,英雄被塑造为社会基本道德观的化身。首先,英雄不是张扬蛮力的莽汉,也不是独善其身、恃才自傲的众叛亲离者,“英雄”必须是顾全群体利益、与群体命运休戚与共、受到社会敬重的人;其次,英雄是知难而进、为理想勇于献出生命的人。英雄注重的是社会荣誉,为此不惜献身,而不是受利益驱使。

英雄崇拜作为草原文化的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通过示范和导向,在社会上确立了一种理想的人生价值取向,对草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包容并蓄

充分肯定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能够采取宽容和开放的制度,这一文化取向在草原文化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宽松和兼容的文化政策,使元代的文化得到繁荣发展,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曾指出:“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包容性也为草原民族博采众长、促进自身文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草原民族是古代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人类文明成就的最佳整合者和转化者。开放性为草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奠定了基础,较强的整合和转化能力,又使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得到了升华,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动中促变

“动”被草原民族视为事物生命力的体现,以动应变、动中促变的观念在草原文化中十分显著。草原民族对“动”的理解和认识,直接源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他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对“动”与“静”的关系形成了辩证的认识。他们认为运动是事物的基本属性,“动”便成为草原民族的生存法则。在生产领域,他们通过“逐水草而进”的方式,确保了水源、草场的永续利用;在战争中,他们充分发挥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通过“动”躲避强敌的打击,借助“动”来寻找战机;在社会层面,他们把变化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善于适应环境,勇于尝试新鲜事物,更新和改变传统。

草原民族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很少,所以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带有北方民族文化背景的朝代,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氛围活跃的时期:他们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一切先进文化;他们敢于抛弃历史的包袱,勇于变革,以顺应时代的要求。以蒙古族为例,元朝灭亡后,全民族意识到征服战争不仅给其他民族带来灾难,同时也给自己造成苦难,于是否定了成吉思汗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幻想,引进了藏传佛教,希望通过个体的修行,以成佛的方式最终脱离尘世的纷争,因此整个蒙古草原寺庙林立,被弥漫的香烟所笼罩;进入近现代以后,全民族意识到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与压迫,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而选择独善其身、追求彼岸幸福的道路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在此背景下,蒙古民族毅然决然否定了历史上的两种选择,走上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