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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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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今,城市化迅速发展,在此大背景下,如何把握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关键。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和更好的市民化能力,但是在市民化进程中仍然面临着制度隔离、社会排斥、市场压力等一系列障碍。文章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能力等现状入手,提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的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路径

作为农民工中一个具有典型色彩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于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结构的构造作用日益显现,城市化的发展绝不能忽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2010年中央1号文件中更是首次明确指出要求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难看出,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需要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社会、政府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能力角度着手,以此来透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进而对其市民化路径做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现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但也是一种结果,它是由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共同作用产生的一个结果。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新生代农民工要有明确的市民化意愿。相比较而言,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愿意成为市民,留在城市中生活,有些甚至有向更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的意愿,而且他们认为目前不会考虑回乡定居,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远远超过对农村的归属。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看来,家乡虽然至亲都在,但与城市相比不吸引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家乡的感情随着在外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淡漠。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1)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一是性别。性别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是存在差别的的。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事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在考察家庭留城模式时,男性决定权大于女性,男性留城倾向大于女性。另一方面,女性寄希望于通过婚姻来实现自身命运和身份的转变,因此其留城倾向大于男性。二是受教育程度。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定居城市的意愿也在不断上升,由于城市发展空间比农村大,他们希望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报酬。三是收入水平。定居的意愿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成正比的,高收入人群留城意愿更加强烈,因为他们有较强的自我完善意识,具有初步的自我价值认识,并希望自己在城市里实现这些价值。收入偏低的人则无法承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消费成本。四是婚姻状况。单身新生代农民工或者结过婚的但配偶也在同城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家庭型迁移比个人型迁移长期居留倾向更高。(2)外部社会条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一是社会保障水平。目前,户籍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无法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良好的医疗、养老等保障,假如政府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迁移的能力和意愿。二是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地理位置。流入地与流出地地理位置越详尽,意味着地缘关系更加密切,社会、经济、文化更具相似性和交融性,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迁出地离迁入地越近,其成为迁入地居民的市民化意愿就越强。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

1.新生代农民工具备的市民化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第二个需具备的条件是要具备完善的市民化的能力。只有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市民化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实现其市民化。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在面对同等学历的城市人和高学历的外来人口的激烈竞争时,他们意识到技术和知识远比体力更有价值,于是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文化和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同时他们也付诸于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他们在选工作时更关注的是该工作有没有发展前途而不是单纯看工资,他们外出打工目的已不仅仅局限在赚钱养家,而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他们是想融入城市,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受教育年限较长,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为67.2%,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数字18.2个百分点。在城市化进程中,相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容易消除社会偏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积极性强。他们寻找工作已不是单纯的靠老乡介绍,而是自己积极通过网络、中介等媒介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可以更加考虑到自己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更好的融入城市,在服饰、语言、信息化工具的使用等众多行为上也更加靠近市民。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完善的障碍。然而,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在心态和习俗上也更接近于市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众多障碍阻碍他们市民化能力的完善。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不断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工作,但由于户籍制度的根深蒂固,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都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农民无法在城市生根。制度设计的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无法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

社会心理、企业责任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除了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社会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容纳也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越来越趋同城市化,但由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形成的刻板印象及其“城市中心主义”的一些思想,城市居民依旧把新生代农民工视为外来流动人口而非城市的主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的抱怨和歧视随处可见。同样在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也依旧没有改变。对企业来讲,新生代农民工只是企业中的流动人力资源,他们更多的被当作临时工来看待,这样企业不会去想承担起对于职工技术培养和提升的责任。这种社会包括企业的双重排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心理能力上就产生了严重的打击。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也受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的制约,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中小城市不断崛起,但相对于大量进城农民的就业需求来说,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劳动力就业的需要。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的阻碍。尽管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技能水平较高,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更强,但是在高学历比比皆是的城市就业市场中,他们文化技能水平仍然偏低。大多数人还是不了解现代化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的基本规范,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训练,而当前社会所能提供的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又非常有限,针对性也不强,这些都极大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一)外部社会条件改革路径

1.深化制度改革。要向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首要并且关键的任务就是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除了要调整最直接的人口登记制度,还要考虑衍生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因素,而后者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在劳动就业方面,首先要严格执行劳动法规,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和休假、劳动保护的权利。其次,要统一就业起点,把新生代农民工视为城市新兴产业工人,消除身份歧视,使竞争在起点和过程中都处于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在社会保障方面,要结合我国农民持有土地经营权的特点,实行“土地换保障”(实际上是用耕地、农产品、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保障的一种途径)。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不愿意回到农村,也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所以政府部门可将其土地转租或者用作其他用途而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这可以很大程度减轻新生代农民工的负担。

2.合理进行城市规划。住房和子女教育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环节。因此,政府要加大保障性和经济适用性住房的建设,位置不能太偏离城市居民区,要与其他城市居民存在一定的地缘联系,同时设定新生代农民工承受的起的价格,并在其聚集区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如文化娱乐设施和教育场所,让他们的子女也能就近上学,而不需要缴纳其他费用,这是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必要步骤。

3.推进小城镇建设。目前一些大城市的就业岗位已经趋于严重饱和,相比较而言小城镇拥有更大的容纳潜力,因此,合理推进小城镇建设,以大带小,形成优势互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这样不仅可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也能实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二)内部群体特征完善路径

1.加大教育培训。加大教育培训、完善自身素质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完善的必要环节。但是社会在对其进行培训的时候应该注意教育和培训的内容不应该仅仅限于岗位培训和职业技能教育,还要包括对城市的制度和规则的教育和学习,他们所受的教育、在农村所接受的文化观念、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等,都会成为市民化的障碍。

2.转变就业观念。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他们的未来归属倾向与自我身份判断发生了背离,他们一方面对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有较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又缺少脚踏实地的努力,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首先也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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