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要求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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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结构的调整以民主机制的健全为条件。能否保证民众的主体地位，是能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一块试金石。同时，这也是解决政绩观和评价机制的基础。
首先，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经济民主的问题。中国为什么经济需求结构不合理，投资率偏高?从企业投资情况来看，从2004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在城镇投资中占半壁江山。国有企业之所以要投资，是因为它们的利润除了交税以外，其余部分没有一个分红的渠道，只能用于投资。国有企业的产权机制在分配环节中落实不下去。
所谓产权机制在分配环节不落实，根源在于，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如此众多的股东难以像一般企业那样通过股东大会进行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只能委托某些人代行股东权力。问题在于，全民股东们对于人的产生和行为，能否具有决定性的制约权?如果失去了这种制约权，则股东们的产权将会形同虚设。所以，这里涉及的民主，与其说是政治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把这一民主称为经济意义的民主，简称经济民主。
所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全民股东应有的经济民利，使产权能够在分配环节落实下来。譬如，作为一个过渡步骤，可以通过社保基金账户，让国有企业20％的利润转入每个股东的账户，使得全民股东具有实质上的分红权利。中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企只缴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所有。而据有关测算，2010年中央级国有企业利润用于社会保障类支出只有15亿元。解决股东们实际不能分红问题的必要性在于，如此众多的股东如果不能获得应有的收入，则低消费、高投资的结构难以调整。
进一步的措施，应当是确定分红的体制机制，使其规范化。可以考虑在人代会中通过特定程序并按照一定的条件选举产生国有企业股东代表委员会，研究决定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事宜。关于利润分配数量以及如何转社保基金账户，直接由这一股东代表委员会决定实施，不再经过政府财政部门。同时，国有企业职工收入也应提交股东代表委员会研究决定。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七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则占全国职工年工资总额的55％，这种局面在现有体制中无法真正解决，只能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而改变。
上述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让政企分开，全民所有企业回归企业身份，行政机构不再对国有企业行使权力，国有企业同时剥离特殊行政资源和垄断地位，使其在市场化环境中提高竞争力和整体素质，满足全民股东的要求和愿望，也使股东们能够真正行使所有者权力。
其次，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政治民主问题。这一立论也是基于经济结构的相关情况。
从经济需求结构的情况看，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自筹资金为118510.4亿元，62％来自中央和各地的预算外自筹资金。其中，地方约占88％，地方投资驱动力可见一斑。政府通过土地管理权多方获益的机制，强化了对房地产的投资驱动，刺激地方通过经营土地进行粗放式的扩张发展。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民主选举主要限于村级，其他层次还处于试点状态。而这一级的民主选举对于土地资源的处置、使用、交易等没有太大的制约，相关的农民没有发言权，因而粗放式的投资驱动难以得到合理的制约。所以，在这一意义上，需求结构的调整以民主机制的健全为条件。能否保证民众的主体地位，是能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一块试金石。同时，这也是解决政绩观和评价机制的基础。
同样，从供给结构的情况看，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创新体系的建立为前提。而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创新体系的建立，又以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主体地位为保证。从目前的情况看，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还没有实现，还不能有效形成产学研政介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和创造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要推进双引擎战略，解决供给方面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必须保证企业家、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和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在这一意义上，民主机制的确立，既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落实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至少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村级官员的选举应发展到县级官员的选举，使农民或居民对官员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使官员在决定土地用途和定价时不能不首先考虑农民或居民的利益；其二，改革官本位体制，企业由经济组织根据公司法产生管理人员，不再作为相应级别的官员由政府任命，事业单位如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等则由学术组织根据专业化要求和运行规律产生管理者，也不再作为相应级别的官员由政府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