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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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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敏,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社长,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具体领域为叙事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外文学批评研究。出版专著《叙事学》等多部。近年来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叙事学》、“詹姆逊研究系列论文”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第四,比较学者应努力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自己的母语外,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人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其可译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译的一面。语言往往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语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译性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两个对象的特质,比较学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仅靠翻译是难解其中味的。这种情况在中西诗歌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有些很隽永的古典诗词一译成外文,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原诗所蕴涵的韵味。

第五,比较学者应了解其他艺术形式、其他意识形态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知识。这是人们对比较文学寄予的厚望。钱钟书曾倡导“打通”法,这种“打通”不仅表现在文学范围内地域、时代、文类诸界限的打破,而且推向整个文化领域,体现为各个学科门类的汇通。这种突破学科界限研究文学的视野对比较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比较文学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似乎构成了对人的智力的挑战,也唯其如此,比较文学才显得更有魅力。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布洛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充满激情地说:“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恋。”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人生苦短,学海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