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校董会为何成为筹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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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根生

作者为《南京日报》要闻部负责人，江苏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有专家戏称:中国高校董事会实质上不“董事”

中国人民大学在建校七十周年庆典上对外宣称: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会正式成立。

人民大学有位负责人说，校董会的一个很现实的重要功能就是为学校的建设筹资。人民大学校董会就囊括了港商曾宪梓、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北京汉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汉青等名商大贾。早在成为校董前，赵汉青所在的公司就曾出资1亿元，在人民大学创建了“汉青国际教育创新基金”。

高校成立董事会，也可算一个“国际惯例”。据介绍，高校董事会是美国各类高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高校治理体系的核心。董事会对高校所有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但它并不直接参与高校的日常管理，而是将行政权力授予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层，将学术权力授予教师，学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管理，从而确保高校具有清晰的治理结构，实现“共同治理”。换句话说，建立高校董事会属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范畴，主要是为了实现“共同治理”。但不知为何，高校董事会在我们这里主要功能就变成了“筹资”。

人民大学校董会成立，已有不少国内高校成立校董事会。各个高校，也差不多都把“筹集资金”视为董事会主要功能。由此，中国高校董事会实际上已变成“名人校友会”或“名商顾问团”之类。是否更多筹措到资金，成了衡量其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故而有专家戏称:中国高校董事会实质上不“董事”。

我国校董会之所以会把筹集资金作为主要功能或说重要功能，也有其必然性。近年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十分响亮。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是每个大学就想成为“世界一流”。我们也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许多高校看来，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得是巨型大学，而且恨不得几年就建成。于是，大家都想到了“缺钱”。北京某名牌大学就宣称:“建世界一流大学尚缺10亿-20亿经费。”没钱怎么办？那就只好贷款。由于高校近年来超常规发展，已欠下银行2000亿元巨额贷款。因为还贷乏力，大学便“卖地还债”以至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不得不出来说，高校用地为教育用地，属国有划拨土地，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抵偿债务。在这么个大背景下，我国校董会又怎能不成为筹资工具。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此言极是。“世界一流大学”，绝不等于“占地最大大学”、“校园最大大学”、“楼房最高大学”，也绝不等于“学生最多大学”。一言以蔽之，高校规模绝不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成为一流的标志。追求“一流”，更应被注重的是学校质量和特色，一味追求学校规模反而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看清这些，或许有助于校董会真正干些该干之事。当然，校董会也要为筹集资金操些心，但这不应成为主要功能，甚至是唯一功能。

其实，今天我国很多大学至多是个仿真系统。从外部看，作为大学，应具备元素一样都不少，但进入其中就会发现，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没多少区别，基本沿袭着行政管理体制。大学里，官满为患，冗员太多。除了“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会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之外，还有什么巡视员、调研员等等。这些大学，似乎成了“社会主义大锅”。高校收费越来越高，与此直接有关;高校教学质量上不去，也与此直接有关。“学术问题行政化，行政问题学术化”，已成为高等教育顽症，严重制约着中国高校健康发展。如果校董会能够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多花工夫，多想办法，多出力气，那才是大学之幸。

我们确实很需要创建些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不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哪怕这个国家规模再庞大，人口再多，幅员再辽阔，也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中小配角。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世界大国。也因此，就更需要校董会在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多作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