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提篮桥监狱印度看守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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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同志都知道，旧中国在近代史上发生了不少罢工活动，如郑州的二七罢工，广州、香港的省港罢工、安源的路矿罢工、上海的五卅罢工，但是也许很少人知道，在号称“远东第一监狱”的上海提篮桥监狱，1930年也发生过一次由50多名印度看守举行的大罢工。更由于这次印度看守的罢工，给这座由英国人管理的监狱在管理理念和人员的构成上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
那么，印度看守为何要罢工呢？我们首先对旧上海公共租界时期监狱管理人员的构成作一分析。1930年以前，提篮桥监狱管理人员主要由西籍、印籍、华籍三部分人员组成。典狱长由英国出任；监狱的科室人员以英国与俄国、捷克等西欧诸国家人员为主，统称“西籍”；看守人员以印度人为主，同时，还有少数中国人从事翻译和在感化院（即少年犯监）从事管理工作。在西籍、印籍、华籍人员中，印度人要占65%以上。印度当时属英联邦统治，历史上曾有大批印度人被英国人招募到中国从事巡捕（警察）职业，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旧中国到上海当巡捕的，主要是锡克族和旁遮普族人。由于和生活习惯不同，这两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有较大区别，一个是信奉佛教，禁吃牛肉，不抽烟，但是允许饮酒；另一个是信奉伊斯兰教，可以吃牛肉，允许抽烟，但是禁止饮酒。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工作中也带来了不少矛盾和摩擦。
由于监狱中印度看守人数较多，为了利于做好印度看守这一群体的工作，1930年6月，典狱长拟在200多名印度看守中提拔一名中级管理人员。当时无论从任职资历和工作能力上看，狱中有两名对象比较看好，一名是49号看守，另一位是33号看守。（当时上海巡捕房和监狱中，每名巡捕都有一个警号，该警号长期不变，并在警服的衣领上缀有警号，让大家便于识别；有时候巡捕或监狱管理人员之间也互称警号，犯人也称“某看守”为XX号看守）。49号看守，在提篮桥监狱工作了20多年，从警时间较长，人际关系、群众基础、协调能力较好；33号看守，从警18年，文化水平较高，年龄较轻，人际关系协调能力明显低于49号看守，但他头脑活络，思维较敏捷，与典狱长的关系较好。客观地说，这两名看守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是在200多名印度看守中，大多人倾向于49号看守出任他们的领导，如果按照传统观念，论资排辈，非49号看守莫属。但是，典狱长正式宣布名单时，结果出乎意料，49号看守落榜，33号看守出线夺魁。于是，许多印度看守愤愤不平，认为监狱管理层处事不公，任命干部不听从民心，不顺从民意；另外，从他们今后长远利益考虑，如果让49号看守出任中层领导，也便于维护印度看守这一群众的利益。于是，6月27日，监狱有50多名印度看守实行罢工，罢工的人数占到印度看守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他们绝大多数处于监狱管理工作的第一线，包括门卫、炊场、各监楼、生产工场。看守罢工后，监狱管理工作乱了套，犯人的日常管理，包括用餐、放风都没有了时间概念，值班看守该下班，没法下班；各岗位该接班的，没人接班，典狱长只好临时把科室人员拉去顶班，有的则是拆东墙补西墙，有些在岗人员不准下班，连续加班工作。
当然，典狱长任命干部，使用干部，使用什么样的干部，有他的思路。提拔、使用年轻干部本意不错，但是事先要沟通思想，做好工作，问题是33号看守群众基础较差，49号看守威信特高，一项任命激化了矛盾，引起了一场风波。典狱长是一个强硬派，办事泼辣果断，事先低估了49号看守在印度看守中的影响，事后也感到自己决策有点失误，但是他又不想把自己的任命，朝令夕改，轻率地撤销对33号看守的任职令；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但是这50多名印度看守却铁了心，并把平常工作中积下的怨气也沉积于胸，感到罢工后仍不解气。为了扩大影响，对典狱长施加压力，非弄个鱼死网破。6月28日，他们集中起来，还穿了整齐的制服，佩戴好领章帽徽，步行到位于苏州河畔的今天的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大院内的英国驻沪领事馆前请愿，要与英国驻沪总领事对话。这是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英国在上海设立领事馆以来遇到的为数极少的一次。这么多巡捕静坐请愿，自然吸引一些围观者，同时也引来了一批嗅觉敏感的新闻记者到现场采访，并在报上披露，推波助澜。
英国驻沪领事白伦为防止事态扩大化，一方面，打电话通知监狱当局和监狱的上级机关工部局警务处采取紧急措施；另一方面亲自出面会见提篮桥监狱的印度看守，与大家见面沟通思想；几位印度看守向英领事提出，监狱内现有200多名印度看守，我们要通过民主的办法，自行推选1名信得过，能为大家办事的负责人，不同意监狱当局任命的33号看守。老谋深算的英国驻沪领事白伦听完以后，和颜悦色地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本是一桩小事，没有必要把事情弄大，把事情弄僵，给人难堪，劝告各印度看守结束请愿，停止罢工，返回监狱工作，并答应努力向有关部门转达，但是如何解决要进行研究，不能马上答复大家。
罢工的印度看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不愿意回监狱复工。但是提篮桥监狱当局态度更强硬，并到英国驻沪领事署前命令，印度看守请愿人员必须停止活动，限令当日下午6点前回到监狱上班复工，否则一律开除公职。印度看守感到事情闹到这个程度，英国驻沪领事也与大家见了面，一时半刻英领事馆也不可能给予答复。所以，晚上6时过后，大家陆续散去，回宿舍休息的休息，上饭店用餐的用餐，但是就是不去监狱复工上班，抱定宗旨与典狱长对着干，出出心中的怨气。次日早晨，监狱的几十名印度看守打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又聚集到外滩英国驻沪领事馆前静坐请愿。事情不但没有降温，反而又升级了，而且参加活动的人数比第一天有所增加，又增添了一批印度看守的同情者。这一天，英国驻沪领事白伦派了一名官员再次与印度看守见面。请愿的印度看守不仅没有让步，反而又增加了提高工资待遇等要求，静坐、请愿人员一直延续到中午还未散去。对此情况，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官员严厉训斥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办事缺少变通能力和协调能力，为了一名监狱中级管理人员的任命，闹得满城风雨，进退两难，如果收回这项任命，自己将丢尽脸面，威信扫地，今后怎样工作？如果坚持下去，事情如何收场？最后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坚持强硬手段，“枪打出头鸟”，抓住一名印度看守，指控他为煽动分子，以“煽动罪”予以问罪，另对凡是参加罢工、静坐、请愿活动的印度看守一律开除公职，并罚去他们当年应得之年度津贴，限时交出制服和搬出集体宿舍。不少印度看守只能暂去虹口东宝兴路上的一个印度教堂内栖身。面对提篮桥监狱看守人员的缺额，警务处马上采取紧急措施，连忙从各巡捕房调入华籍巡捕进行补充。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30年年报》统计，1930年底提篮桥监狱管理人员367人，其中西籍人员50人，印籍人员241人，华籍人员76人，华籍人员占了一定比例。但是，从1930年起，也就是当年6月印度看守进行罢工活动起，提篮桥监狱管理人员中，华籍人员逐年增加，而且英籍、印籍、华籍人员的比例也逐年发生了变化，变化趋向是印籍看守逐渐减少，华籍看守逐渐增加。
最初，提篮桥监狱的看守人员的“进人关”，由工部局警务处掌管，后来，“权力”下放，监狱自己行使该“权力”，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华籍看守数量超过印籍看守。提籍桥监狱近二十年来看守人员国籍的变化、构成人员的变化，其事情的起因，就是1930年6月印度看守的那次大罢工。
也正因为那次大罢工，使英国人改变了对华人担任监狱看守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也重视了华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