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务员的“二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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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一直想多要几个孩子。在她看来，这无关财富、地位和工作性质。但她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里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类人。身为一名公务员，特别是在对计生工作有所接触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当“单独可生二胎”的消息传来时，她开始天天盼着北京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

不好的童年记忆

“我们就你这一个孩子。”母亲曾对儿时的李敏反复强调。那时候，她并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只记得，父母加班的时候，自己便被锁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龄人玩耍嬉戏的打闹声，她只能在“小黑屋”里写作业，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门能打开。

当自己成为母亲后，李敏渐渐明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女儿。

李敏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母亲是位国企工人，父亲是位教师。两人结婚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那是一个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强调政治觉悟的年代。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敏的爸妈选择“只要一个孩子”，她也因此成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的第一批独生子女。

25岁那年，李敏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乡里的计生办工作。李敏所在的单位，上至领导，下至科员，没有一个人选择生二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这不仅仅是为了起示范带头作用。按计生法规，生二胎要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这笔钱按照全市上一年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为基数（农业、非农户口基数不同），以3～10倍的倍数进行处罚。“执行3倍的情况很少，一般是5～10倍。”一位负责人介绍，“18万是起步价，最多罚36万多。”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公务员群体要面临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胆敢以身试法，将会被“一票否决”，丢掉饭碗。

再生一个的勇气

此前，北京市已放开了“双独”生二胎的政策。但李敏单位里满足“双独”的同龄人，都不打算生二胎。哪怕如今“单独生二胎”的政策逐渐明朗，很多“单独”的同事，也没做考虑。她身边的几个同事都选择以事业为重。此外，多一个孩子的成本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虽然小镇的消费水平比城里低了一截，但投入在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花费和精力，以及长大后就业、结婚方面的压力，令很多同事产生“一个孩子就够受的了，两个孩子活受罪”的想法。房子，更是个要命的问题。

李敏和大家想法不一样。她儿子正在上小学一年级，李敏工作之外的主要责任就是带孩子参加课外班。她一直告诫儿子，不能凡事依赖父母，包括以后房子的问题，也得自己承担责任。哪怕有了第二个孩子，她也会灌输这种理念。

现在眼看政策松动了，夫妻俩有生二胎的想法，两边的老人也都挺支持，就连7岁的儿子雷雷都催促，想要个弟弟或妹妹：“天天一个人玩没意思，我把自己的玩具分给他（她）。”

李敏想起自己被关在“小黑屋”里的童年，便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就怕自己赶不及了

如今，李敏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过年。每年年三十儿那晚，她带着孩子在3个家庭奔波：晚上6点多，先去孩子奶奶家吃顿饺子。到了9点多，丈夫留在父母家，她开车带着儿子去姥姥姥爷家——推开门，等候多时的两位老人，马上张罗烧水下锅，再吃一顿饺子。等到儿子雷雷犯困的时候，再坐车赶回自己家，一家三口一起等待新年钟声敲响。

儿子很厌烦这种状态，认为太折腾。李敏开导他：“这样多好啊，你一个人可以放3次鞭炮，别的小朋友都会羡慕你的。”

最近，她对一组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报道，感同身受。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有个头疼脑热，父亲兄弟几个可以轮番照看。而等自己父母老了的时候呢？一想到这儿，她就觉得喘不过气来。

失独问题同样是她关注的。她所在的小镇上，有案可查的已经有十来户失独家庭了。市里每月补贴200多元，区里再补贴500多元，初步制定的政策是，等他们老了可以免费入住养老院。想到这儿，李敏就会一身冷汗：“我能活到现在，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儿。爸妈生生担心了30多年啊！”李敏非常喜欢看《爸爸去哪儿》，她觉得育子是幸福，而不是负担。

马上，李敏就35岁了。35岁是道坎儿，过了这岁数，晚一年，生下先天疾病或体质孱弱孩子的概率会翻倍增长。“现在，就怕赶不及了啊！”李敏期待中带着忧虑。她深知，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文中李敏为化名）

（摘自《中国周刊》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