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别人办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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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的社会意义
梁实秋这样描述婚礼：“新娘是不吃东西的，象征性地进食亦偶尔一见。她不久就要离座，到后台去换行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客人忙着吃喝，难得有人肯停下箸子瞥她一眼……时装展览之后，新娘新郎又忙着逐桌敬酒……绕场一匝，虚应故事。可是这时节，客人有机会仔细瞻仰新人的风采，新娘的脸上敷了多厚的一层粉，眼窝涂得是否像是黑煤球，大家心里有数了。”
而纳兰认识的现代婚礼，早就比梁先生那时复杂多了。婚庆公司们使着劲让典礼往春晚上靠，有始终激动亢奋的主持人，有丢火棒、变魔术等综艺表演，有现场乐队，有玻璃砖铺成的“星光大道”。灯光一暗，交响乐震天，餐厅的木门轰然中开，新娘长裙曳地徐徐走来，一束雪亮追光忠心耿耿罩住她，衬得人格外娇艳如花。主持人站在幕后激昂呼唤：“面对这样美丽的女子、携手一生的爱人！新郎你在哪里！还不上前跪地求婚！”
想到自己未来也要这么盛装示众，纳兰的头皮一道一道发麻。做记者的不怕抛头露脸，但这种半傀儡、半杂耍似的典礼真是劫难一桩。娘家倒是无所谓，又不是卖女儿。但新郎薛家是一定要操办的。父母多年来在别家婚礼上“随礼”送出的钱，密密麻麻记了一本账，总有数万元之巨，全靠独子这次婚礼回本；而曾受了他们礼钱的夫妇们，自也都各造账目一册，等待在薛家公子大婚之日还礼。若没有婚礼，城中上百对中年夫妇都会被影响心情。
作为一个有社会角色的人，永远无法独立于人世之外，这是生命的任务。
婚礼是夫妻吵架的最好理由
为了婚礼，平素温存有加的新郎，无数次站到了纳兰对面。第一次争吵，因为她妄图把结婚典礼取消，拿嫁妆到日内瓦湖或安大略湖去逛一圈：“结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有很多责任，是你要担负起来的。必须办，没商量。”
后来但凡有分歧，都会吵一场。新郎新娘拥有传说中的最萌身高差――33cm，纳兰从不以身高为耻，也不打算穿高跟鞋来减少差距，直到成婚前夕。
新郎：“典礼上，你穿高一点的高跟鞋，别人看了才觉得协调。”
新娘理直气壮地反驳：“结婚是我跟你的事，他们觉得协调不协调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觉得不协调，婚姻就不幸福了？我是他们花钱买票来看的动物吗？我就不穿恨天高！”
新郎：“……你必须穿高跟鞋，没商量！”
最厉害的争执针对的是“闹新人”――他的家乡仍保持这样的风俗：典礼后新郎新娘要接受、忍耐好友与同学的“玩弄”。无论是令你在地上做犬式爬行，还是表演舌吻吃糖，都不能恼。恼了，就是不给贵客面子。
说是争执，其实是新娘单方面抗议、威胁――“不取消这个仪式我就不结婚！”新郎则耐着性子做思想工作：你忍忍吧，这个不能取消。在我们那里，哪家结婚没有人来闹，别人会觉得这婚礼办得不成功。人家来“玩”你是为了让场面热闹，这是好朋友来帮忙才这样的。
最后，劝说的词变成了一句：“就算是为了我，你就忍一忍，好吧？”
不忍又如何？请柬已经发了，喜糖已经送了，铁板钉钉的事，除非她打算撕破脸真当落跑新娘。
婚宴准备期的婆媳关系
大部分准备工作，其实是新郎父母在操持。
他的母亲在千里之外的家中热火朝天地写请柬、定菜式、买烟酒，每天以短信和电话向爱子通告进展。对薛妈妈来说，儿子离家多年过着遥不可及的生活，难得有这婚礼一事，让母子再次有了共同语言。
他与母亲绵绵通话之时，纳兰往往正在一边看书或写东西。挂断电话后他会轻轻说：“这些事情，妈妈替咱们操持，很不容易，你应当多主动给她打电话，多关心。”
纳兰有点不是滋味，费了点劲才憋回那句使坏的话：“自古以来娶媳妇都是男方父母的责任。”她乖巧地回道：“好的，知道了。”然而一跟公婆在电话中说话，纳兰就像面对考官的小学生，因为不知道说什么而紧张。
此时，新郎非常有眼色地在一边“提词儿”，他在纸上疾书“问问咱爸打篮球怎样”、“问咱妈买的按摩器材”，然后她依计问道：“爸，您最近还早起打篮球吗？”
公婆其实是很好的人，但他们遇到的是纳兰这样非常随便的新妇。婆婆代买高跟鞋，用手机拍了好几款红鞋子发彩信给纳兰，再打电话过来亲切地问：“喜欢哪个？”纳兰回答：您挑的都很好看，随便哪一个都可以……不管是婚纱还是项链，婆婆听到的回答总是“随便哪个都可以”。她有些失落，有些委屈，悄悄问爱子：“你媳妇为什么总说随便，是不是其实对我有意见？”
纳兰就差指天发誓证明自己真的对婆家没意见，她只是缺乏了一般女孩子的审美能力，加上对婚礼确实不感兴趣。但这个理由能安抚婆婆的心吗？
众人都在期盼这个盛大婚礼。唯独她，无法用“享受”一词，形容自己的感触。
婚礼于她唯一的意义
父亲在外地出差走不开，为纳兰送亲的唯有母亲。一到婚礼现场，新娘就被婆家的一群妹妹和婶母始终簇拥着。她装出被大典唬得有点迷糊的模样，眼神乖顺愣怔，大多数时间盯着地板。
典礼开始，音乐轰鸣，该是男女主角亮相之时，纳兰隔着手套死死抓住丈夫的手，低声道：“你一定别踩到我的裙子。”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才知道玻璃砖铺成的“星光大道”有多可怕，每一步都有滑倒之虞。
其后过程乏善可陈，激昂亢奋的主持人和中国各地的都别无二致，连抑扬顿挫都好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纳兰站在台上东张西望，走神得厉害，却也留了一份心思接受指令：听到让夫妻对拜就拜，让给父母敬酒就敬，让喝交杯酒就喝。
直到她看到母亲被请上来讲话，从新娘站的角度望过去，只能看到母亲的侧脸，看到她的眼里凸出一层泪来。她听出母亲的声音里有难以察觉的颤音：“我实在很高兴。我终于放心了。”
纳兰的心停跳了一秒钟。因有这句话，这个典礼便有了存在的意义。
尴尬与愤怒
那个“闹新人”的节目，还是没能取消。敬完酒，新郎从各个盘子里搜索还成点样子的菜给纳兰，看她吃得差不多时，小声说：“咱们开始吧。”
她抬起头，漠然看去，宾客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唯独新郎的几位同学发小围坐一桌，一张张嬉笑的脸儿，摩拳擦掌。第一个人出的节目最简单：新郎横抱着新娘，单脚独立，两人合吃一个苹果。第二个节目，要两人各衔一根筷子，用筷尖合作夹起一块糖，先把糖从碟子夹到一只易拉罐顶上，再夹到一只酒瓶顶上，布置节目的人说：这个，叫做“步步高”。第三个节目，新郎被安排站上一只凳子，纳兰被安排爬到他背上让他负着，一个人过来喂她喝一杯菜汤、醋、可乐、茶的混合物，然后让新人接吻三次，把那口混合物来回传递三次，最后吐回杯子里，液体不许见少。
纳兰假装自己是局外人，她的灵魂已经飞到宴会大厅的空中，木然看一对新人如何被众人戏耍。但最后一位出题者，让她的灵魂因愤怒被扯回到身体里。
中学同学杨某，依仗父荫在市里机关做着公务员，早早开上了路虎揽胜，二十几岁的人肚腩高耸，有如五月怀胎。他笑嘻嘻地，像大腕登场似地走到桌子旁边的空地，两手踌躇满志地搓了一搓，四下里拖来三张椅子，拼在一起，又从桌上拿了个空碗，放在距离椅子两米远的地方。
摆好了，杨某扯着新郎的手到椅子前面，“你跪在上面，跪成小狗姿势。”
新郎跪上去，杨某又从桌上拿来一只白馒头，掰下来一块填到他口中，“让你叼着，不许吃下去啊！”又转到身边，手伸到他胯下，摆个姿势，回头对纳兰说：“看着！照这么办：你的手抓住他那个玩意儿，喊一声‘射’， 就像开枪一样，小薛呢你就把嘴里的馒头吐出去，往眼前的碗里吐……”
他说到这儿，众人异口同声地“哦”了一声，多人嘻嘻怪笑，还有人鼓掌：“老杨！你这招新颖啊！”“压轴压得好！”
纳兰没有动，她看着新郎，魁伟的汉子做出这种狗式跪姿，让她疼怜，让她心里有如惊涛拍岸，卷起的不是雪，是冲天怒气。
也许没见过这样不配合的新娘，一圈人有些尴尬了，伴郎干笑着上来解围：“唉呀，不用抓那个地方了吧？改成打屁股行不行？”杨某却不依不饶：“不行，怎么能偷工减料呢？”但他的意见被纳兰的脸色压了下去，有人跟着出声调解：“算了算了，打屁股就打屁股嘛。”
她抬手摸着新郎的脊背，他已汗透重衣，衬衫外面的西装都潮了。纳兰深吸口气，终于伸手打了一下，那个字她实在说不出口。这个节目持续有多久，纳兰已经不记得了，她只记得碗的周围落满了白花花的碎块，像一起碎尸案的现场。而很久以后她才知道，这样的不堪忍受，其实已经是众人体谅的结果：大伙知道新娘是大城市的姑娘，有文化，还是研究生，特意让节目清淡多了。
难忘的记忆，不一定是快乐的
晚上，新娘终于可以换上自己的牛仔裙和三十块钱一双的帆布鞋，坐在母亲身边吃点正经饭。入夜，亲戚们兴尽，扶醉而归，大家各回各屋，把“洞房”留给一对新人。
春宵一刻，却谁都没有心情和精力享受。纳兰觉得自己耳边总还回响着人群的嗡嗡声，她有气无力地对新郎抱怨：“这真是一段可怕的记忆，还好我这辈子只打算结一次婚，只经历一次这种事。”
新郎不以为然，难受是有点，不过以后日子还久着呢，说不定等你老了、回忆起来，就觉得婚礼很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