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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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1年5月29日深夜，德国环境部长诺贝特・吕特根宣布，德国将于2022年前分批关闭国内所有17座核电站。届时，德国将成为世界首个不再使用核能的主要工业国家。

消息一出，举世皆惊。尽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各国纷纷表示将重新判断本国的核能发展政策，但核发电量占到本国发电总量22％的世界工业能够做出如此决定，却引发了另一场大讨论，难道核电真的到了应该寿终正寝的时候吗?

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核子专家格里姆斯顿就表示：“大多数国家都说。让我们暂缓一下，从福岛的教训中学习’，而不是‘让我们关闭核电站’。”

不过，决定停止发展核电站的并非只有德国，5月25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宣布，在现存的核能设施到达其服役期之后，停止使用核能。日本首相菅直人也在5月10日发表声明，终止政府先前制定的以核电为主的能源发展计划，着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使它们成为国家能源政策的重要支柱。

福岛核泄漏事件为全球核电的发展敲响了警钟。1980年代，由于三哩岛、切尔诺贝利等核事故的发生，各国纷纷停止了本国的核电计划，从而引发了“核电萧条”时代。进入21世纪，出于对能源的渴求及减少碳排放的需求，全世界掀起了一个核电复苏浪潮，而中国在这轮复苏中扮演了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按照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核电的装机容量将超过8000万千瓦和2亿千瓦。目前，我国核电装机容量不到1080万千瓦，也就是说，在随后的10年中，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将实现约740％的增长，中国也将成为美国之后，全球第二核电大国。

为了完成规划目标，目前除了在浙江、江苏、广东、山东、辽宁、福建和广西已经通过审核，或者正在审核的厂址之外，湖北、江西、湖南、吉林、安徽、河南、重庆、四川、甘肃等内陆省(区、市)也准备开展核电厂前期选址工作。“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核电厂址，可在上述沿海和内陆省份的厂址中选择，陆续开工。

事实上，在2007年，曾有一份同名的规划出台，但当时提出的是，到2020年，中国核电总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3年时间，这个目标就翻了一番。在如此政策的支持下，业内人士无不高呼：中国核电发展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到目前为止，仅江西、湖北、湖南3个省份就有6座核电站正在阶段性的开工建设或筹备之中。

在2007年的计划出台之时，国内外相关人士便对中国政府“激进”的核电政策提出过质疑，如何保证如此大规模核电站建设和使用的安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绝非易事。但在巨大的电力保障诱惑和利益驱使之下，政府宁愿选择“与魔鬼同行”，甘冒风险。

而现在，日本地震有可能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在福岛核电站出现危险后的第五天，3月16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三个重要决定：全面安全审查并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暂停不等于停止，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事实上，早在2010年12月，为保障电力行业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组织先后在电力企业担任监事会主席的路耀华、武保忠等11位专家成立了“电力行业共性问题研究”课题组，通过对17家大型电力企业的监督与行业调研，提出了关于当前电力行业改革包括核电战略目标与技术路线该如何制定的一些看法与建议。

他们认为，核电站建设要求非常专业，从选址到人员配备不能有一丝大意。1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新增400―500人的运行队伍，而其中约10％的人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培养。中国这方面的人员数量和专业技术水平都有欠缺，如果想保质保量地完成2020年的基本目标则需快速引进大量人才。

人员的问题，背后折射的是制度的不健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核安全管理的根本大法。在监管方面，国家核安全局目前仅有300人的安全监管队伍，而美国核管会目前拥有3981名员工，负责对104台核电机组的监管，平均到每台机组有近40人。

在各个省份，地方官员对核电的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仍然不足。曾经有一位核电专家问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核电站的特殊性和问题是否有过研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觉得很好，核电站的设计、施工、运行都由专业的核电企业负责，我们提供地皮、资金，入股就可以了。这样的回答着实令人担忧，一旦出现纰漏，后患无穷。

从技术层面来看，用10年达到一个这样快的增长数量，必然会以牺牲自我研发为代价，盲目照搬国外技术。当下，中国大批量使用的是介于核电第二代和第三代技术之间的“二代加”技术，2007年至今，中核和中广核公司共开工了23台“二代加”机组，三代技术的只开工了4台。

一台核电机组的使用寿命在30-80年之间，这意味着如果短时间内大批量使用“二代加”技术就容易形成巨大核电投资的技术锁定，使得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核电很难大批量的使用三代或者更好地技术，这对本就不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核电技术研究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这轮核电发展的重新审视中，另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核电的发展与环保的要求。众所周知，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压力巨大。目前，中国每年碳排放量为70多亿吨，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2009年，中国提出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届时中国非化石能源将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其中核电将贡献4％的比重。这也是中国大力推动核电建设的一个因素。

这种环保的压力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与国际做法不同的是，欧美等国家看中的是结果，即不论采用何种能源供给形式，只要达到碳排放标准即可：而中国则将“源”摆在了首位，即强调采用新型能源，即便它可能造成更多的碳排放，本末倒置之嫌显而易见。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在宣布停止核电计划的同时，均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到了重要位置。地震发生前，日本已计划到2020年，发电构成中可再生能源占到20％，从目前来看，比例无疑将继续增大：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公开承诺会更加努力推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在中国，由于国内市场有限，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一直未能得到大力发展，此次核电战略暂停，对其他能源发展而言，也许将是一个机会。在未来能源格局仍未确定之前，任何的尝试都将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