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维新思想家宋育仁兴商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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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业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曾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打出的救亡图存大旗。宋育仁在其维新理论著述《时务论》《经术公理学》及财政学专著《经世财政学》中，对资本主义商业地位、公司治理、兴商学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兴商的具体主张与建议。
[关键词] 宋育仁 维新思想家 兴商思想 商业地位 公司治理 兴商学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人，清末维新思想家、近代经济学家和著名学者。宋育仁曾在1896年、1901年两上理财专折，著有《会议银价说贴》和《经世财政学》等经济学专著，《时务论》、《经术公理学》中也有不少的内容涉及经济。1905年，其经济学专著《经世财政学》印刷出版，这是当时中国人编著的为数不多的经济、财政学专著之一 。六卷本《经世财政学》，分为“本农食”、“权工商”、“明士学”、“立平准”、“制泉币”和“正权量”六卷，其经济与财政学早期文章，分附于各卷。
由于国内对宋育仁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基于宋育仁曾要袁世凯还政清室之误说，长期被正史边缘化，其丰富的经济思想也被湮没于无闻。本文拟对宋育仁的兴商思想予以述评，以就教于方家，并纪念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周年。
宋育仁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思想，主要涉及商业地位、公司治理、兴商学、及兴办商业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主张与建议，主要见于《时务论》《经术公理学》《经世财政学》。
一、关于商业地位的认识
宋育仁对商业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在《时务论》里，他说 “外夷以商立国，以富为本。乃易兴，而选士于商。限岁入财若干出税若干以上，始得举入议院。”
这既是宋育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又是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中商业所处地位的认识。商业与商人作为革命因素，不仅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商业有着其它经济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在宋育仁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商业，以商立国，商人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士从商出，商人甚至可以入议院，成为议员。这些无不是商业所处地位之体现。发展商业，以商立国，也是宋育仁所主张、所向往的。
宋育仁还在其他著述中也论及商业地位。在《经术公理学》里，他写到：“理财之要策，莫切于经商”。宋育仁把经商作为理财的要策，将商业视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重要出路。在《经世财政学》中，宋育仁还以《权工商》专章讨论了工、商业在理财及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宋育仁着重从理财的角度，探讨了商业的作用及其地位：
第一，商业可流通有无。宋育仁认为商之本位，在于将甲地所产器物，移之乙地，以供各处所求。他比较西人开源畅流与开源节流两种理财主张，主张以开源畅流，理通国之财。用商业流通，免除货滞，以劝农工，促进种业发展。
第二，厚集人力和资本。商业皆非厚集资本不能举，商业以资本为主，一公司可赡数万家，一大厂可养数千人。商业通过带动制造业发展，厚集人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消纳废滞。产品供过于求，会滞销，并使工业受亏而无利。商业以币敛市场滞销商品，改善商品供求，使工业免受亏损而获利。宋育仁认为市言所谓囤买囤卖，实为工业所依赖，代国家维持财政。
第四，周转国币。国币为交易货物之契券，以周转为作用。钱币为国家专有之利权，主造之产地，自应有转输权衡。商业流通，国币得以周转。国币畅通，国民经济发展也就畅而无阻。
宋育仁同时分析了商业所损于国家财政的几个方面：一是启奢侈之风。商业坐计奇赢，入财较易。轻入者轻出，故市埠之民，奢侈成风。二是耗日力。使用机器的工业，能增缩日力。而业运之商，往返道途，闲坐市肆，皆坐耗日力。三是易流亡。商人习惯远出，商业有时亏折，子孙不能继业，容易导致流亡。
宋育仁认为“论通国之交易，则商之益十三，而其损十七。论国际之交易，则商之损十一，而商之益十九。”引用日本葛冈氏所著，加以证明。
考察中外工商发展史，宋育仁指出“工之事如不与商联，则一人执艺，以食其力而已，”是商业推动了工业进步。
二、早期维新著作《时务论》中的涉商思想
宋育仁在《时务论》中，用外洋富强之事实，说明中国古代周官乃治术“尤备”时，指出西方“分地段，同业而居异市，或联为一公司，”盖得周官遗意，简要述及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经营问题，认为“分地段则价不得私，联公司则货无所居奇而不至踊滞，市租所入，以市业为衡，以屋舍为限，即无有畸枯。”
将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中的好的做法，附会成中国古代就有的，看似牵强。实际是托古改制一种体现，也不能不说与他当时没有直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全无关系。
宋育仁介绍了西方的公司制度，明确提出商贾之事，“不能以官法治也。”宋育仁考察外国商业，国家和民众共有商业利益，官商集股兴办商业，但由商人主事。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司遍设，数公司联为一商会，公司、商会皆有首董。首董制订商会章程，报商部备案。市肆由首董自行选用商人负责经营。
宋育仁把经商看作“富国之资”，考察古今，经商富国之效甚著。他认为“往时试之而不效”的原因就在于，“动以官法治”。以官法治商，“既不习于商，上下情不通，而中饱浮费之弊多也。”
宋育仁还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会公司，都由民间集股。如果公家入股，将官本付给公司，由公司经营，官府不得干预公司经营。如果“别立官肆，则稽于商部，从其商会公司之式，主肆皆用贾人，积资劳以次升为总办，得积财以附股，而不奖以官。”这里，宋育仁实际提出官办公司，也应该按照商会公司之程式开办经营，而不应享有其它特权。公司由贾人经营，并根据经营业绩逐次提拔，乃至总办，奖励以“积财以附股”，而不奖励官职。对经营者，“得积财以附股”，用现代的话说，实质是一种股权激励。
宋育仁介绍西方兴办商业时，强调兴办公司，设商会，而公司、商会都不能治以官法，而由商人主事，反对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实际是有感而发，是深刻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封建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发展商业的意愿。
宋育仁通过介绍“立市租、经官肆、制税则、综会计”兴商四事，表述其兴商的初步建议。
宋育仁认为外国“经商之政最为简洁，贤于关税者”。外国市场屋舍虽由私家修建，但有地税屋税市税。分地立则，按屋取租，整齐划一。分地经市，市业有赢耗，市租因以增减。
宋育仁主张官肆分销，搞活商品流通。他看到外国作厂虽有批发，但不得遍流通，必立官肆分销，百货乃无雍滞。宋育仁建议在京师及省会水陆通衢之处，由国家出资，立市廛修治闾舍，京师命户工两部，外省则命都抚，督同海关分巡道使，详议而审治之。每一货所居，分为一段，官肆与民肆州处其间，皆令出市租，视屋舍多寡，定为市租平准。招商入股，以为主匮。
仿古代之制，胥师贾师肆长，专用贾人，毋参用士夫，经以商规，毋治以官体。对无财入股而能习商业者，由主匮保任，量其所能而授以司，允许以身俸之赢续入为股分，积年劳无失即可升为肆长。
宋育仁认为外国除户部外，还有总司度支，与中国古制同。我国无司会计专官，主张全归于户部。年终稽其出入，课其赢耗而诛赏。诛以除伙夺事，赏以倍息分财。
兴办商业，自然涉及税收问题。宋育仁认为中国关税似密而实疏，“商不困于征而困于旅食，不耗于正税而耗于中饱矣。”从事征税的吏胥太多，人浮于事，一局吏胥以数十记，既糜费正等，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加重民众负担；另外使得侵渔“又倍焉”，而不利于商业发展。批评中国税收征收名实交失的同时，宋育仁介绍外洋诸国的税务“惟征于所产之地，核于出关之始，税于所鬻之乡”，简而易稽。
在《时务论》中，宋育仁还建议在宗族私塾附立工商学堂，请知晓工商的耆老为教习，宗族中为工商业者学于工商学堂，使其能执业事事。
三、商业与金融业关系的探讨
1.商业与银行
宋育仁注意到商业与银行、货币等金融业间的关系，认识到商业对银行的依赖。在《经术公理学》讲到：“经商之关键，首重于成本，商本之来源，取资本于钱币，钱币之作用，总握于银行。”银行“为铸局之销路，实为商本之来源”。举办商务所需成本，如商股未集，可以借资于银行。宋育仁把设银行，看作兴商业的关键。这是他对商业与金融业关系的高度概括。
宋育仁看到外国商业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商之所至，即银行所至，商往各埠贸易，资挹注于银行，名有若干镑成本，实则但有一纸汇券寄来，不持一钱以至，就其地之货，赚取其地之银，寄期于其地银行。银行即以寄期之财，转资各商成本，空中营运，灌注不穷，时以所获之赢，收买生金，运回本国”。在宋育仁看来，就因为在中国设有银行，外国来华贸易，空中营运，用贸易所赚，收买中国生金，外国愈富，中国愈穷。
所以，宋育仁主张设银行，以筹措商本为主要业务。
开设银行，有助于公司的开办。公司，分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两种。无限公司，成本无止限，有赖国家支持。有限公司由创办人垫资开办，开办以后，未收效以前，公司自量缓急，将股票减折出售给银行，银行计其奇赢，将所囤股票增价转卖股友。如此，在银行为之消纳的情况下，有限公司筹集足够资金招股运作。对于无限公司，在收效前，资本不裕，由商部考察，拨给国币，补助成本，交银行经手，照本付息，陆续提还。
开设银行，有助于扩充商旅。洋商因为外国银行设到中国，亲履华埠，而华商不至欧洲，进口按镑价易银，出口不能按照银本定价，洋商操定价之权。宋育仁设想本国开设银行，分设中国驻日银行，再推广到欧美都会，如此，在国外有中国银行营运本国之银，与驻洋华商，自为挹注，并可储存本国货币，与该国银行通有无，商旅自然不会视至国外经商为畏途。
尽管银行对商业发展极其重要，但也不能受制于富商。宋育仁希望通过分行业务，“移缓就急，挹彼注兹”，相互拆借，本处银行不敷周转，从他处银行借资，使钱币畅流，以免受制于富商。
2.商业与货币
宋育仁使欧期间，广泛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指出：“工商之事，非多金银不能鼓动而奔走之。”商业本身就是厚集资本之业，作为“易中媒介”的钱币少了，就会影响商业经营。主张广制钱币，改善钱币不敷周转，以解商业发展中的钱荒之困。
在《经术公理学》中，明确指出：“兴商务，必须平银价。” 清末，中国币制混乱，不仅不用金；即使是银，也两、元并存，银两、银元规格不一，而且外国银元还在中国流通使用；在内地广泛使用铜钱，铜钱与银的兑换也无固定的换率，银与外国金币也无定率。币制的混乱，极其不利于商业发展。
宋育仁曾批评中国落后的货币制度对商业的消极影响，“中国商业，但于银钱涨落之关系，自为盈亏,其于货物交易之低昂，并无关系,是中国只有银钱之贸易,不足以言商业,何从而论商战乎？”
随商务日兴，钱币不敷周转，加之赔款使白银大量外流，银根吃紧，食物日贵，钱荒日甚，不利于商务发展。宋育仁主张设银行自主银钱兑换，由国家银行主导银钱兑换，兼平银价。他建议商务部总银行通过上海银行，将各省各埠平色高低银钱价值列为一表，转发各分银行。银钱价值由上海银行电告商务部总银行，转电各分银行，饬令各钱店，一律照价兑换。
在银行初立时，不能划一，可先行权宜定价，银钱涨落不得超过十分之一，以平银价，救钱荒。待整齐圜法，钱币渐广，永定划一价目，如此，商民交易，只凭物价涨落，而不虑银钱涨落，从而促进商业发展。
此外，宋育仁在论述了改革中国币制，制金币，消除镑亏对商业发展的作用。
3.开办银行的具体设想
宋育仁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银行制度基础上，设计了较为完备的银行体系。在京都设立总行，总行无论商本或官商合本，皆隶于商部。在天津、上海、香港、牛庄、芜湖、汉口、宜昌、重庆等商埠及海关商务繁盛之地设立分行。
银行管理方面，仿外国例，总行实行商部、商董、行主三者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商部主断法，商董主议法，行主主行法”。商部主修订商律与断法，在年终稽核银行帐目。银行实行董事会管理，“推择行主由商董用人”，“遇有章程不便，准由商董禀明商部，公议修改”，交行主照章办理。
多渠道筹措银行本金。上海银行实有银根仅二百万两，朝廷拨付官本五百万两，再招商五百万两作为银行起根。为增加资本以敷周转，宋育仁主张将按例提前三月交海关道的赔款交付银行司其出纳。
宋育仁对银行的业务与功能做出了更多、更详细的描述。如掉换兼平银价、带行币票、营运弥补国债等。
四、明德与商业发展
宋育仁认为中国重商，而不被人知晓。中国之商尤富，也不被人知晓。各国大商，得举为议绅，及大公司商董，得主议于商会，与议于商部，如此而止，而中国大商则奖叙可给一品封典二品官阶，近且有给侍郎衔三品卿者。
国家重商，远过于外国。但为什么公司不能兴，大工厂不能举，铁路不能自修，银行不能自设？宋育仁分析其原因，认为在于德未明，商人“与国离心，各自为谋，不为大局计，又不为贫民计。”他形象地比喻，举国多商，遍地皆财，就像满屋散钱，不能成贯，则仍受洋商之操纵，为外国之经纪而已。
宋育仁主张设商部，立商会，举商董，入会而与商务之议，使商知大局，不专私殖以自封。同时，国要知商情。设银行，商获利颇微，而责任繁重；举办公司，商董垫款甚巨，而与众共享其成，不能独享其利。这些都是有学之良贾所乐为，无识奸商所不愿。在中国，官与商，商与民，彼此不相信。公益之事，公理之宜，知之者鲜。懦者望之却步，豪强兼并者，专其利。对于已经成立的公司，在宋育仁看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
由于德未明，华商眼光短浅，而希利厚，朝种树而晚于成阴。宋育仁引司马子长之论货殖曰：良贾三之，奸贾五之。在《经世财政学.明士学》里，宋育仁对商人不明士学，只计目前，不知久远，形象地描述为“见有利之业，则争归之”，“闻一物之价贱，则群弃之”，“见省工减料之侥售诡获，则争效之”。
宋育仁指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经商有取利厚和取利薄之分。取利薄,利人而利己。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在多中取赢，薄利多销，如为众人服公役而受值。取利厚,利己损人,而诈巧由此生,市价多贰,国中多伪，跌价争销，私伪充斥，损人并不能利己。
四民失教已久，商尤近利，尤为杂伪。教商,就要使之明公理，而不可导以矜私智。什么是公理呢？公理就是商律。明商律而服行，能举公司办银行，大商任其劳，而众人沾其益。对财政、民生实业有公利的，国家可以予以旌表，不可以其自富而旌表。宋育仁认为，不能只言开民智者，而首在明德。
五、明士学，兴商学
宋育仁指出“商之宜有学，世或未知焉”，他分析了世人不知道有商学的原因。言乎工艺的不足，容易知道是由于声光电化等学不兴所致。言乎商务，则惟求于市。宋育仁进而批评国人言商“自以为得之矣”，深究之则“银行不能设，公司莫能举也，物价之低昂，不能与外相持也，钱币之轻重，熟视而无睹，闻之而莫能知其故也”，其根本原因在于“未尝学之故也。”由于没有兴商学，用人专资于阅历。于商，遇事能举之若轻，持论言之成理，自以为得之，而不知商学，非专学于商，求诸经商之学，然后足以明商。
宋育仁把商业视作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组成要素之一，不再像郑观应等，将商务作为国民经济的代名词，并且把商区分为商务、商业、商学。
商务。商务即政事，指有关商业的政策管理。经商而不必执事，被称为企业家。生材、劳力、资本为生财之三要素，合三者而成商业。然而生财之衰旺，要看总理人的组织怎么样，主要在于订条约，立章程，进退而赏罚，运动其进出，平其争讼，小者组织一二商业，大者维持众多商业。
商业。商业即自执其业者，兼劳力家资本家而言。商虽持筹而算，近于劳心，然事必躬亲，实际是劳力家。有大资本而委事于人者，专为资本家，有出资本而兼自执业者，如商部之商官商会之商董为企业家，一公司一工厂之总办，以至工匠皆为劳力家，其股东则资本家。劳力资本，皆属商业家，而不得谓之商务。办理商务可以兼执商业，而不必执商业。宋育仁批评时人，不分商务、商业，不明权限，不知权限，不足以言商务。
商学。企业劳力资本三者各有其学，即各所宜知，企业家不必娴于买卖，劳力家不必深于条理，资本家不必谙于营运。各明其义务，同时对于商业原理，皆宜共知，即不必其在商，亦所宜知。“故明士学，然后通商学。”在宋育仁看来，商学知识应该予以普及，以明士学，知公理，促进商业发展。
宋育仁关于“商”的认识，有一个认识过程。四川经办商务时，在其思想观念中，以商务统工、商，工，即制造，改造土货及仿造洋货；商即转运，土货行销出口。这在《四川商务局招设公司章程》中有所反映，与早期改良思想家薛福成他们的商务观念颇为相近。随宋育仁对工商之学接触更多，及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他对商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入，将“商”分为商务、商业、商学三个层次。
宋育仁认为“商之事，合群之事也，通于为政之事，故必明士学，始足于言商学。”商学有那些内容？宋育仁认为，商学首在明公司之理，次在知银行之务，尤在晓习钱币与货物出入之较。公司只要自治，决无亏损倒闭之理。由商董担任，负责组织经营，才能集公司；有银行担任，而后能售股票；有公家保险，而后成公司产业，保本业价值，然后得国家利权。商之事，与国民风俗习惯，有公益之利，与国家法律，有相因之理，这些都是良贾所必知，否则是不能办好公司的。
六、兴商务，挽利权
在《覆陈四川商务折》，宋育仁说：“窃维商务因挽回利权，抵制洋货而设。”实际明确提出了兴商务的主要目的在于：挽回利权，抵制洋货。当然，兴商务，还可以“开利源塞漏厄”，即开利源，有益于国家财政。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船坚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协定关税、开矿等特权，不仅向中国倾销商品，而且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近代爱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无不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工商业，抵制洋货。
正如此，宋育仁才有回川办理商务之举。他提出兴办商务，以“占市埠，保地产”为要领。宋育仁主张联合华商，自设公司，仿洋法制造，使利权不至于外溢。对于中国土产，“化散为整，自运出口，毋任外人包揽抑勒，”使土货不至外商垄断而贱售。
宋育仁在四川兴办商务时，“不准招集洋股”，被写入《四川商务局招设公司章程》。这与其主张兴办商务的目是一致的。四川地处内陆，风气未开，相对沿海或开埠省份，集股困难。即使如此，宋育仁还是坚持不集洋股，而是多方劝导，坚持商本商办，官绅不经手银钱，示信于民，才获得商人信任。
此外，宋育仁主张集股，建立股份制公司发展商务。从《四川商务局招设公司章程》，可以看出他设计的股份制公司的具体运作情形。
招股与股票发行。各公司分任商业既定，推广招股。由商务总局发给票式，商总经手造具股票，每股百金，编明号册，送局查验，加总局关防以杜冒滥。股票号册存总局，票交商总，定明售票收股由商总局议定或交票号，或交大铺家代收，给收单息折以凭取息，并报明总局存案。
利润分配。股份公司公司每届年终清结一次，按付官息及该公司货本人工运价开销外，所得净利，以五分存储，作为护本，以四分归股友摊分，凭票支取，余一分做承办商首各公司各执事人酬奖。公司帐目略刊送总局及各股东，接受总局和股东的监督。
股票遗失的处理。股票载明入股人籍贯姓名，遇有遗失，由本人具报总局转达地方官备案，领取股息时，另立保单，由该公司补给股票。
用人。公司用人由本公司商总主持，总局不干预。公司用人，以保人保单为凭，入股万金者准荐一人。举荐的人干什么事，由商总主持，不得指荐某事。办事不合，听凭开除，仍准另荐，如有亏空银钱，由商总确定赔付多少，由保人负责。
公司的权利与义务。除照章纳厘税外，地方一切支应差徭，无庸认派。地方书役，不得借支差名目，肆行搅扰，如有前项情事，由总局移请地方官随时查禁。
宋育仁不仅大力介绍西方公司制度，而且结合中国国情，在反思洋务官办企业制度基础上，推行鼓励民间投资，建立股份制公司，兴办商务，促进了川渝商业经济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封建统治者主要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明末，资本主义在商品生产发达地区，开始萌芽。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输入、倾销，及西学传播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众，对“商”的认识和态度，一直处于变化和进步中。其中，以宋育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维新士人，对西方商学知识的介绍，对发展商业的呼吁，对发展商业的具体建议，尤其是1896年回川兴办商务的商业实践，事实上起到了“开风气”之效果，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宋育仁的《经世财政学》仅比190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首部财政学著作《财政四纲叙》晚了2年，而其中的币制改革主张早在1896年已成雏形。据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载：有关经济学的著作，“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时止的17年时间至少达80种，其中经济学原理书至少48种（中国人编著的至少24种），财政金融方面的至少25种（中国人编著的一种）”。宋育仁的《经世财政学》留存少，现仅存上海图书馆，也可能未统计其中，但从叶先生的统计看，宋育仁的《经世财政学》应该是清末比较早的中国人著述的经济、财政学著作。
参考文献：
[1]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14.（存上海市图书馆）
[2]宋育仁:经世财政学(上)[M]. 卷二.权工商.上海：同文书社， 1905.5
[3]宋育仁:经世财政学(上)[M].卷三.明士学.上海：同文书社， 1905.4
[4]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5
[5]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6
[6]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24
[7]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7
[8]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22
[9]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7
[10]宋育仁:经术公理学[M].卷一.明德.上海：同文书社，1904.6
[11]宋育仁:经术公理学[M].卷一.明德.上海：同文书社，1904.7
[12]宋育仁:经世财政学(下)[M].卷五.制泉币附篇.上海：同文书社，19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