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巨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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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对已形成独特盈利模式和文化烙印的富士康而言，任何转型都非轻而易举。

面对“血汗工厂”的指责，富士康选择了加薪，继而开始将工厂迁往内陆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个代工大王的黯然与荣光，折射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内迁的动向。

富士康“十三跳”

……“八连跳”、“九连跳”、“十连跳”、“十一连跳”，自2010年1月23日起，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让公众不停地惊呼。仅在5月份，富士康厂区就发生了7起跳楼事件。

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庞大的企业而言，公司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大众传媒的焦点。

富士康被推倒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富士康公司曾辩称，深圳厂区有40多万名员工，其并没有超过大陆的平均自杀率。

但是，紧张的工作、低廉的报酬、冷漠的人际关系构成了所有这十几起悲剧的共同背景。虽然每个死者的具体原因各有差异，可是这样短暂的时间、这样相近的年龄、这样低廉的收入、这样相同的工作内容与生活方式，的确都不能用平均自杀率来模糊企业劳动沉重单调、内部管理方式僵硬的事实。

据说，郭台铭是一个极为严厉的老板，即使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竟然也可能在受到批评时被“罚站”。

不可否认，人的悲观情绪是能够彼此感染的，但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的本质是企业管理与员工的物质精神要求存在背离。一时之间，“血汗工厂”的责难之声不绝于耳。富士康的代工客户都是全球化的知名品牌，也因此受到挂累而陷入尴尬。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公众形象至关重要，而员工更是发展的根本，与富士康近期的经营业绩相对照，以上的悲剧事件不像是结果，更像是原因。

“制造业赚的是辛苦钱”

面对“血汗工厂”的指责，富士康的初步反应就是给员工加薪。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富士康给员工的加薪幅度经历了一次变化。

2010年6月初，郭台铭宣布将深圳工厂的基层员工薪金上调30％以上，其中作业员从原来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

应该说，从加薪幅度上看并不小，可是，对比几天之后经过调整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1100元，富士康基层员工的薪金水平仍然是匍匐前进，就连深圳市的劳动主管部门也对富士康的加薪决定并不满意，认为富士康基层员工的薪金应该在“1500元～1800元”之间。

于是，在经过高管层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6月7日，富士康正式公告，称公司考虑控股股东鸿海集团的建议，公司管理层批准进一步调升深圳地区生产线员工的薪资，将经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含作业员及线组长）的基本薪资由1200元调升至每月2000元。

郭台铭的态度是真诚的。2010年10月，郭台铭接受央视明星记者芮成钢的专访，表示富士康所从事的是高科技代工，企业全部的90多万员工里有6万多是做精密模具的，在制造水准上，富士康是世界一流的企业。谈到利润菲薄的代工产业时，郭台铭说，客户有客户的利润，富士康则赚取制造业的利润，“制造业赚的是辛苦的钱”，“赚钱太容易就容易丧失斗志”。

鸿海虽然规模大，但其利润率并不高。2009年，苹果的利润率达到27%，而鸿海仅为4.3%。

处于产业链最末端的代工企业，化解成本压力的途径极为有限。经营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股东回报的降低。就在富康宣布第二次上调基层员工工资的第二天，2010年6月8日，鸿海股价发生重挫，创自2009年8月31日以来的新低。此外，美元贬值更加摊薄了鸿海的利润空间。

郭台铭不得不承认加薪对公司的影响，他表示，“在短时间内，加薪不利于鸿海盈利的增长。”但当面对12起员工跳楼自杀激发的负面社会效应时，郭台铭必须作出抉择。

所有这一切，都使富士康早就谋划实施的内迁变得更加迫在眉睫。

内迁的黯然与荣光

2010年10月15日，四川当地媒体报道了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考察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的消息，透露了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的建设进展情况以及员工对新工厂的欢迎和支持。这是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富士康落户成都的消息，这个开工建设仅70多天的项目进展迅速。刘奇葆称赞富士康的“成都速度”创造了世界纪录。

尽管加薪增加了用工成本，但只要事业群内迁，加薪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消减。内地的用工成本比深圳等沿海地区要低得多，例如河北廊坊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有750元，富士康将在这里重新找回成本优势。

与当初大张旗鼓地在内地落户建厂相比，这一阶段富士康集团大规模迁址进行得极为低调。而深圳市政府对待富士康内迁的态度正预示了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低附加值产业的地位。

时过境迁，如今深圳市虽然并不否认富士康对发展地方经济的贡献，但显然对7年前富士康提出的要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显得迫不及待。

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富士康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深圳现在税收最为依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而40多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并不突出。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的问题却不少。深圳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背景，当地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显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适合深圳，只适合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富士康科技集团对于迁址还有另外一层解释。除了选择人才集中和物流运输便捷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富士康选择跟随大客户走。 2009年10月富士康在成都投资10亿美元，就是跟着康宁和索尼一起走，在重庆的投资也是跟着客户惠普走。富士康认为随迁将减少很多成本。据悉，富士康深圳园区的40多万员工将被降低到10万人，手机事业部迁往天津，电脑事业部搬往重庆和武汉，深圳只留下代工“苹果”的事业群。

然而，产业转移的效益并非一朝一夕就能体现。作为全球电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富士康的产业转移直接牵动着上下游，目前中国身兼“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双重角色，富士康为了保证其响应能力和降低物流成本，必然要考虑到其产业布局和上下游的互动――换言之，产业链的集群效应会制约富士康到另外一个地区重新开始。

但是，与在深圳黯然退场的味道不同，对于富士康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内地天津、重庆等诸多地方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河南甚至推出新规，动员中职学生去富士康实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富士康，就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企业不断寻找成本洼地来求得发展的生动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