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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物质会影响自由思考,他绝对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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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国的大转型》,《反思的年代》,《历史的眼睛》等。

他的地位会逐渐呈现出来

时代周报:你跟高华老师是多年的老朋友?

萧功秦:对。我在1978年在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历史系的本科生,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到现在有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和他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他到上海来,我到南京去,我们都会见面。我们有很多机会一起在香港、台湾开会、访问,所以我们相处的时间很长,可以说无话不谈。

时代周报:你印象中高华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萧功秦:我有一个概括,他是把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和自由主义的理念,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人。他的安身立命、待人接物、处世、责任感很像一个士大夫,同时在思想上又充满了宽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向应该是更自由、更有法制的保障,人人平等、公正的社会。

时代周报:你认为他是新实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萧功秦:这是他偶尔说起的,他说他主张让事实说话,反对“过度诠释”。不要用先入之见,不要用意识形态来约束我们发现的东西。我认为他的新实证主义研究和一般意义的以考证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有所区别,实证主义就是把一个事实考证清楚了就可以,但他的实证是通过材料的分析、考察,来揭示历史的真实,并且有一种当代人的价值关怀与当代人的理念贯穿在里面,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真实的揭示,来作为民族的集体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一般而言,实证主义排斥思想与观念对研究的参与,新实证主义却带着问题意识与时代思想在里面。高华是这一学派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是代表人物。这个学派中,我认为沈志华、杨奎松、谭刚也都是很重要的代表人物。

时代周报:你怎么评价高华老师的学术地位?

萧功秦:我曾经说过,他的这些研究可以作为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献给未来一百年子孙们的一个礼物。让后代人知道,我们在经历过“”那种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是怎么反思历史的,怎么总结历史教训的。我们是怎么通过批判过去而面向未来的,反映了我们真实的、真诚的思考。未来的人们很可能把他放到大师级里面来。他自己当然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号的,但我觉得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地位会逐渐呈现出来。

他不是在贫病交加中过世

时代周报:从高华老师身上,我们可以吸取一些什么?

萧功秦:我觉得一个历史学者不应该完全被体制所束缚,因为体制有它的功利考虑,虽然体制掌握着非常丰富的稀缺资源,有大量的研究基金,但如果完全按照它的规则去搞研究的话,可能会丧失最宝贵的东西。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生活在体制当中,但要保持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冷静。不要在体制内追逐中心地位,宁愿保持一个距离,在相对边缘化的状况下给自己更多思考的自由,你的成果可能远远大于处于体制中心地位的学者。这一点在高华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他用事实证明了他的边缘状态对学术事业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对当代中青年学者来说,可以作为一个榜样。

时代周报:他的生活状态也是自甘清贫的,你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萧功秦:可以这么说,他其实也会羡慕人家生活得好,但他从来不会因此而去追求物质。他是有一种纠结的,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物质的享受,热爱那些美好的东西,但他宁愿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如果追求物质会影响到他的自由思考的话,他绝对拒绝。他拒绝的时候不是像一个英雄一样,而是在纠结中体现出一种真性情。他经常说,一个人要有真性情。

时代周报:高华老师患病以来的医药费是不是造成了他经济上的困难?

萧功秦:他这一点要比人们想象的好一些。因为他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是他的崇拜者,他以自己的作品感动了很多人,所以那些不认识的人都愿意帮助他。四年当中,有很多朋友在经济上资助他,并不是像网上流传的那样,在贫病交加中过世。这一点一定要纠正。我们这个时代毕竟比过去进步了,社会多元化了,体制本身也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宽容。当然,四年不是很短的时间,医疗费用非常高,而且即使别人愿意帮助他,他也从不会开口要别人帮助他,具体的需要人家也不一定知道,这种情况造成一些经济上的窘迫,我想还是可能的。

“当没病活,当有病治”

时代周报:有不少学者认为,高华老师最可贵的是他的史识?

萧功秦:古人说,史家应该有三才:史学、史才和史识。史学是知识,史才是表达的方法、技巧,最重要的是史识,就是洞察力、悟性,透过现象能够揭示本质的能力,通过少量的有限的信息还原事实整体的能力。对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有人看一百本资料才能搞清楚,而他只要看二十本资料,得出的结论大体上和看一百本的人差不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通过少量信息还原整体的能力比较强。这种悟性、洞察力、直觉,我觉得在我们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他对疾病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萧功秦:他总是说,生上了这个病,这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去应对就是了,但他又表现得绝对不悲观。我经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我们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以现在的理性判断你生的是癌症,但很可能它是所有的肿瘤中恶性程度最低的一种,否则肝上的肿瘤怎么会有四年之久呢?这话他也愿意听,他希望保持乐观判断去努力,说不定能够发生奇迹。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秦晖说的,他后来一直给我引述。秦晖说:“当没病活,当有病治。”这句话挺精彩的,有时候对疾病要有一种漠视,这样就更能用乐观的精神去作一些积极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可能会帮助我们度过一些难关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