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挨父亲揍,但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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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时候，我是社区邻近四条街内“享有盛名”的少年。我家所在的社区没有保留当年的小报，否则我相信在上面会不时发表“称赞”我的报道。我之享有盛名，当然要感谢邻居们的口耳相传，广布我的“丰功伟绩”。我承认这份荣耀不是我个人的，还包括几位伙伴：雷哈克、宽尼赤卡和普若查兹卡。
每逢我邻居家出现破窗户、漏水管或涂满黏胶的门把手，大家一定会想到我们这个“”。而且，不管是我们哪一个人的佳作，处罚结果通常是四个人同时挨打。因为他们认为破坏者一定在我们四个人之中，所以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我承认，他们很少误判。妈妈的责骂与教诲，爸爸凶巴巴的眼神与强有力的耳光，对我都没有影响。
然而，忠告与严惩所做不到的事，竟被一件外套完成了。不错，就是一件新外套。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父亲从来没有穿过新衣。他所穿的衣服，都比我的记忆还要长久。父亲上班所穿的外套，无论是夏天的或是冬天的，好像都能随他的身材变形。我甚至没注意过父亲更换过衣服，因为当他换上另一件旧衣时，外形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观。父亲的旧衣比较新的时候，他还可以从旧衣堆中不时挑选新一点的。但当衣服逐渐破残后，母亲便坐在缝纫桌旁，戴上眼镜，开始她的女红。她先从古老橱柜中取出针线包，再从针线包中找出各种碎布，有方的，有长条形的，也有剪成三角形的。她把父亲破损的衣服放在膝盖上，量大小，再做些计算，决定哪个地方补哪块布料，接着她便细心地缝、连、补、熨。
次日一早，父亲穿上修理过的衣服，称赞母亲说：“真棒，谁也看不出这里原来有个洞。”
我认为父亲这话指的是近视眼人群。虽然我不是裁缝，但我能清楚看到补丁的痕迹。顺便说一句，当爸爸的一件衣服太破，不能再缝补时，母亲便把它改缝给我们穿，首选便是我这个大哥。我常听妈妈说，这样可以节省不少钱。但我知道，尽管他们这样说，但节省下的钱根本不存在。那时我不理解这种事……
有一天，裁缝许德鲁先生到我家拜访。他和父亲先谈政治新闻，再谈社区和社会新闻。许德鲁先生突然说：“我那儿有件可以要的东西，如果阁下肯破费一点点的话。”请理解，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讲话都很老套，互相称呼总是阁下来阁下去的。“是件外套，很漂亮的夹克。如果阁下要用，花费不多。最先是顾乃实先生要我帮他做的，衣料也是他拿来的。但是做好后，他不喜欢这款设计，叫我把它卖掉──衣料钱他也不要了。我只索取我该付给工人的工资──6弗洛林就够了。所以阁下不必担心价格过高。顾乃实先生的身材和阁下一样，外套当然合身。”
爸爸惊奇地看着许德鲁先生，问道：“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太鲜艳？”
“完全不会。灰色的，完全符合阁下的品味！如果阁下要证实，可以叫伊格到我家去取外套，玛莉会拿给他。”
爸爸转向我，照他的习惯简短地命令我：“戴上帽子，去许德鲁先生的住处一趟。”我十分钟后便回来了，灰色十字花纹的夹克，天鹅绒的领子，黑亮的纽扣。许德鲁先生没说错：夹克很合身。
这时爸爸开始打经济算盘了。他把眉毛上挑，额头上的皱纹凸现，嘴巴略向后缩。父亲在想，6弗洛林从哪里可以省出来。我看到他内心的挣扎，也看到他询问的眼光不时扫向妈妈。妈妈似乎很懂得他目光的含意。是啊，10年，也许是15年，爸爸没穿过新衣了。
虽然母亲不愿说做决定的话，因为她和父亲一样，知道6弗洛林的价值──但她愿意间接建议买下这件外套，于是轻声说：“嗯，这个价钱买这件外套，值得！衣料是纯羊毛织成的。”
秋天近了，父亲确实需要一件暖和的衣服。
“嗯，我就买下阁下的这件外套吧。但是我一定要先说明，目前我没有6弗洛林。下月初我先付出3弗洛林，再过一个月我再付剩余的3弗洛林。”
“我不急，”许德鲁先生说，“阁下可以把外套留在家里，就这样说定了。付账的事全照您的意思办。”
父亲站起来，穿上外套，在镜子前面转几圈，又脱下外套，把它细心地挂在架子上。我知道那晚父亲久久没有入眠，为了这漂亮又不太贵的外套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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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是星期天。9月末的好天气，蔚蓝的天空，夏天己远，空气里有干爽的气息；阳光已不太热，微风习习。这种天气最适合爸爸试穿新外套。
下午我们全家出去散步，慢慢地走出布拉格的城门，直到库克列尼镇然后折回。因为我整天乖乖的，所以爸妈准许我们黄昏后再去街上玩耍。
出去一小会儿，我便遇见了宽尼赤卡，又遇到了普若查兹卡。在圣灵教堂的后方，我们安排好一项演练。
那天我第一次大大方方地站出来。我是掷石头的好手，大家都很羡慕我。一个小弟劝我用力不要太猛，以免打破东西，我满脸不悦，回答说：“笨驴，我需要你教吗？”
我举起石头，掷向祭坛。石头飞得太高了，我弯下腰去，想把石头扯下来，可是已经晚了，一声巨响，那个巨大钟形的吊挂油灯连同灯罩一起打碎了。在祭坛的角上还遗留着悬挂吊灯的铁臂。我愣住了，以往类似的投掷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们逃命般地奔跑，同时圣灵教堂后面的那块地也被我扫得很干净。在转角的地方，我把早上祖父给我的硬币塞到他们的手里，算是封口费吧。我带着沉重的心回到家中。我以为我犯的罪写在我的脸上了，但父母和姊妹们都没发现。我坐下来拿了一本课本便读，那是一本好久没摸过的课本！
每当走廊上有脚步声时，我的心便跳得很厉害，但每当我深呼吸后，脚步就远离了。在八点钟左右，我忽然听到沉重的皮靴声，一个巨大的身体压得楼梯吱吱作响。脚步在我们家门口停住，然后便是响亮的敲门声，警员雷登走进了厨房。
我的天啊！我真希望掉到地窖里去。让这个可怕的人不要说话吧！让他耸立在门槛上吧！但他却直接走进房来。他没看到父亲，便以不满的腔调喊道：“赫曼先生不在家吗？”
在父亲站起来回答以前，我便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听到这位保障公共安全的正义使者问道：“你的两个儿子在家吗？哥哥打破了祭坛街角的吊灯！”
母亲怯生生地回答说：“他们两个在家已经很久了，您或许弄错了。”
“事情发生在一小时以前，”警员继续说，“他们在那里用石头打架，你的大儿子打碎了吊灯。”这时父亲伸手抓住我的耳朵，把我从桌子底下揪出来。我抖得像白杨树一样，而警员雷登灰色的眼睛像僵尸一样，估计他想把我吞掉。
“我来这里只想问一下，你们愿意赔偿，还是要我向检察官报告呢？”雷登继续说下去，“吊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价值是6弗洛林！”
父亲脸色发白，轻声回答说：“如果能证明您说的不错，我当然愿意赔偿。只是，雷登先生，请不要对外宣扬这件事！”
爸爸转向小约翰。我的弟弟在简短的询问后，便供出我是主角的事实。“明天早晨我去见检察官，”父亲有点激动地向警员说。雷登踏着皮靴声离开了。
如果我犯小错，父亲会赏我耳光。然而发生更严重的过失行为后，他则长时间用严肃的眼光瞪着我，这带给我的痛苦比最重的耳光还要多。
雷登走后，我低着头站在桌边，等候挨父亲的骂。但是这次他连一个字都没说。只是深深地叹两三口气，站起来缓步走到窗边。他对着昏暗的夜色望了许久，又默默地回到座位上坐下。这晚姊姊没有再读书，母亲做她的针线活，都没有抬过头，父亲坐在那儿不发一语。不久，他脱了衣服，便就寝了。
没人注意我。我想向父亲说晚安时，他很快地翻身转向墙壁。我走向母亲，她也不理我，这样的处罚使我伤心，也使我惭愧。我和小约翰共用一张小床，我躲在枕头底下哭了。
“你为什么哭？”小约翰在我耳边轻声询问，“谁也没打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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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父亲下班回家比较迟。他应该是见过检察官了。饭后他穿好衣服，也命令我穿好衣服。他打开衣橱，拿出新外套，把它摺叠好，放在我的胳臂上，打手势叫我跟着他走。没错，我们去拜访许德鲁先生。在走廊上父亲把外套从我的胳臂上拿去，进入许德鲁先生的小工作室。虽然爸爸说我可以回家了，但是我还是躲在走道上，翘着脚尖蹭到房间的门边。爸爸打算如何处理那件外套呢？
“许德鲁先生，您别生气，我把外套拿回来了。外套没有弄脏弄坏，什么也不缺。”
“那是为什么？”许德鲁先生惊奇地问，“难道阁下不喜欢它吗？这是件漂亮的外套呀！”
“它是件完美的衣服，”爸爸轻声说，“但我需要那6弗洛林用作别的用途。”父亲阐明我所做的坏事，又说：“好在事情没有发生太晚，我还能归还这件外套。”许德鲁先生坚持说父亲一定要保留这件外套，不管多迟付钱都可以，但是爸爸不肯让步。
听到爸爸说再见，我便赶快跑开了。回到家，我的心情比昨天还沉重。父亲的新外套，本来也是我们全家的欣慰与骄傲，现在没有了。爸爸星期日又要穿那件有多重补丁、旧得不能再旧的外套了。
从那天开始，社区吊灯就像一个幽灵，经常提醒我该多么自责。当然，从那天开始我在街上再没掷过一块石头。只是我那可怜的父亲啊，直到过世都没再穿过一件新外套。
[胡明坚摘自《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