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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辨识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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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业:大小之辩

中国电影业近期的状况将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推向了前台:拍大片,还是拍小片?

著名导演陈可辛接受《21CBR》记者采访时说,近几年来,在中国拍电影,如果你筹拍一部亿元以上的电影,融资的难度要远低于筹拍一部两三千万的电影,原因是,电影投资者们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只有拍大片才有可能挣到大钱。

但这种共识正在被打破。与《泰囧》同一档期的四五部大片的票房的总和,也比不上《泰囧》这部小片。近期热映的《致青春》、《中国合伙人》虽然不及《泰囧》,但其票房也让大片的投资者们羡慕生恨。“大”的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大片是电影在受到电视和家庭影院冲击时自我进化的结果。电影激活、放大了场面和音效的力量,把观众从家庭重新拉回到影院。这再一次印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理论——载体的特性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内容的特性。形式的品质在大片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而内容品质就有可能被悄然边缘化、手段化,就像在古典歌剧里,故事成为音乐的工具和附庸。大片,越来越被演绎为建立在高成本基础上的形式的盛宴,而作为电影内核的文学性被一再忽略的结果,让一部部大明星加大制作的电影呈现出一种“精致的粗糙”。《英雄》、《十面埋伏》、《无极》,这些因形式的盛大而让内容日益空洞的电影,早已把“大片病”展露无遗。但对“大”的集体迷信,把投资人、制片人、导演不断裹挟,一部部盛大而精致的滥片鱼贯而出,又悄无声息。

电影,尤其是大片电影,的确是一种工业,但剧本的创作,却是工业中的工业。贫弱的文学创作能力,幼稚、粗糙的历史观和哲学观在剧本中暴露无遗,让一部电影尚未开拍就已经一败涂地。软实力的缺失是任何华丽和昂贵的硬件都难以弥补的。大众的确有娱乐至死的冲动和欲望,但过度低估大众的智商和品位,会让自己连迎合大众的机会都没有。大众也许真的是浅薄的,但他们拒绝以浅薄的方式来迎合他们的浅薄。他们总是暗中希望流行文化以某种方式触动内心始终存在的不那么浅薄的一角。再通俗的电影,如果要流行,一定要有意无意地触及福克纳(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经也是好莱坞电影的编剧)所说的“古老的真理”。

一部得以流行的电影,可以看作是特定时期人们的共同情感的探测仪。陈可辛说,中国人在30多年的快速突进、一切向前看后,一种慢下来、向后看的欲望在悄悄滋长,怀旧——不同于戏说历史和穿越到古代的情感,很可能成为一种大众情感格调。《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受到大众追捧,有点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当大众不再少不更事,不再完全被形式迷惑时,他们会厌倦大到没心没肺的那些大片。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突然“文艺”起来,只看小片,拒绝大片,因为“小”的实质,是对内容品质的顾及和在意。在没有能力拍出《阿凡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样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大片的时候,忘掉大片,甚至忘掉大与小,拍一些实在的电影,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传统金融业的“我执”

曾任招商银行副行长,现任国泰君安董事长的万建华凭借其多年金融从业经验,写出了《金融e时代》一书。应该说,这本书准确反映了传统金融业面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时的立场和姿态,颇值得留意和玩味。

面对新企业和新市场,在位企业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劣势——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核心劣势”,而这种核心劣势又恰好与其核心优势密切相关,并且被在位企业自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优势。具体说来,与图谋进入金融业的互联网企业相比,传统金融企业在价值观、流程、资源(Value,Process,Resourse,简称VPR)上具有明显优势,但这种优势只限于既定的行业语境下。具有明显劣势的新玩家所从事的(无论它们是否意识到),首先是悄然改变行业语境,其次才是从在位企业夺走客户。然而,在位企业往往认为新进入者只是想从既有市场里争夺份额。

新进入者与在位企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雏鹰与蛇的关系。当雏鹰羽翼未丰时,不仅不能对蛇构成威胁,反而可能成为蛇的美食。今天刚尝试进入金融业的互联网企业,在传统金融巨头看来还只能是不自量力的小打小闹。万建华颇有几分不屑地说道:“十几年前比尔·盖茨就说过,传统银行是要在21世纪灭绝的一群恐龙。但现在的商业银行变弱了吗?反而更强。”

传统商业银行,尤其是特定竞争环境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赢利额近年来节节攀升,这不能不让在位企业觉得“更强”了。传统行业的业绩在实质性逆转之前,往往呈现出“好得难以置信的状态”,这在照相机、电信、媒体等行业中早就出现过。

传统行业对威胁失去知觉,还有一个常见的原因:以拿来主义的立场来看待新技术和新市场,高估自己驯服、利用“来者不善”的颠覆性力量。

金融业是率先拥抱数字化、网络化的行业。传统金融企业很自然地以为自身的业务早已经“e化”了。正是这个隐秘而常见的认知误区,让传统金融企业在互联网金融方面滋生极难消除的自负。

互联网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一种新工具,是可以被企业吸纳进现有框架、强化和优化既有流程和资源的技术要素。但互联网除了是一种新工具,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方法论,更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位企业由于其相当成形和固化的VPR,而对这一点基本上没有觉察。传统金融企业误以为自己早已被互联网化,很少意识到,IT和互联网更是一种重新塑造新的交往关系、交易关系的社会软件。

传统的金融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是一点对多点的单线关系,其运转体系是一种中央控制式计算,IT技术应用于传统金融业,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强化了这种关系和体系。金融企业表面上是传统行业中离互联网最近的企业,其实是离互联网(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最远的企业。

作为社会软件的互联网是一种多点对多点的、分布式计算的网络。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和风险控制方式都是由“生人社会”(而非熟人社会)的假定以及“中央控制式计算”来决定的。作为社会软件的互联网造就的是一个信息日趋透明的准熟人社会,信用体系是由透明的社会关系、交易关系来决定的。在不透明的生人社会里,由于逃逸成本低,要解决信用和担保问题,只能采取质押的方式。而在透明的熟人社会里,监控、追踪的成本大大降低,逃逸成本随之变得相当高昂,信用可以不用以实物质押来实现。

分布式计算、信息自动存储、新信息的自动生成,让互联网每日每时都在生产、合成、呈现各种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的成本极低甚至趋近于零,而效用远非传统商业银行生产的信息可比。二者之间在成本收益上的差别,如同日光与灯光的差别,也如同移动互联网通信与传统邮政的差别。

传统金融的确如万建华所说的,可以“借助于信息技术,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但决不能“更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原因在于,再先进的技术如果置于陈旧的构架下,其作用都是有限的。这一点,我们从移动通信运营商面对移动互联网时的尴尬、无力中可以感受到。与传统金融企业相比,移动通信运营商与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更近。

万建华显然高估了传统企业自我进化的能力。他认为,“金融公司自己发展互联网,完全可能。只是客户探索方面,在互联网上的客户基础少一些,但绝对不等于阿里就能把我灭了。”这些话语都是以传统金融公司的VPR来预见未来。这与其说是判断,不如说是一厢情愿的希望。正如克里斯腾森所说,妨碍传统公司行业远见的,恰恰是它们基于其VPR进行循环论证,要想窥见未来图景,在位企业必须尽可能在心智上清空既有的VPR——去掉长期优势地位养成的“我执”,让自己与新玩家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实现“视野融合”。(插图/农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