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救灾尚欠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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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玉树、芦山，五年之内，中国遭遇了三次7级及7级以上大地震。

堪称密集的抗震救灾实战，让中国的救灾能力获得提升。这从政府的应急反应速度可见一斑：芦山震后两小时许，即有的先头部队抵达震区。而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中，首批救援部队的抵达时间分别为震后33个小时和9个小时。

然而，救灾过程中的科学性仍显不足。国务院总理在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时，多次强调科学、有序的重要性。用科学的标准衡量，此次救灾行动差距何在？

首先，是灾后快速评估的精准度有瑕疵，使救灾响应过度，且未能及时调整。地震发生后，国务院迅速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其对应于最高的灾害级别——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根据《国家地震应急预案》规定，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3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地震发生地省（区、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由于决定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因素多且复杂，包括震级、震源深度、震中人口密度、房屋结构和质量等，无法在震后短时间内准确掌握，所以通常以震级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地震，可初判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此次响应级别依据正来源于此。

但从目前公布的数据看，无论人员伤亡，还是经济损失，距离特别重大地震灾害的标准存在差距。芦山地震的灾难量级和受灾范围都低于初判，和救灾响应规模不匹配，这造成人力和物资的过度调度，甚至影响到救灾进度。

此次灾区位于山区，屋舍多为土木或砖木结构，这与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震后灾情差别甚远，在搜救难度上相对较低，更适合派遣具有速度优势的轻型地震搜救队。实际情况却是，过多的挖掘机、起重机等重型机械涌向灾区，不但派不上用场，还严重占用道路，加剧拥堵情况。事实表明，灾区的救灾力量并非越多越好。如果不能实现科学调配和精细化分工，救灾力量本身可能互相掣肘。

在地震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灾情及其发展情况对响应级别及时进行相应调整，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截至目前，降低响应级别的举措并未发生。

其二，在前期救援过程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是，作为生命线的救援道路竟然发生长时间、大面积的拥堵，有序性远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与响应过度相关。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救援力量盲目涌往灾区，地震灾区的指挥系统在运作能力上欠缺，加之对公民参与社会公益的热情认识不足，未能统一协调指挥各地救援队伍、来自社会组织的救援力量。巨大的流量堵塞了道路，造成伤者出不来、救援进不去，严重影响了黄金救援的进度。

地震救援应该有先后顺序。灾害发生后的72小时被称为黄金救援期，重点在于救人，应该先让搜救、医疗防疫和设施抢修力量进入；然后才是解决衣食住的困难。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的头几天，很多灾区避难所每天仅为每人提供约250毫升清水和一两个饭团，也正是这个道理。

其三，多元化的救灾体系亟待建立。在本次救灾中，志愿者群体出人意料地承受了一定的舆论压力，招致给救援行动添堵的批评。其实，志愿者的业余，归根结底还是政府机构没有给他们的成长提供适当的平台与空间。

地震应急救援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建立“公助、共助、自助”的三元救灾体系。“公助”是指国家和地方行政等公共机关的援助、救援活动；“共助”是指借助邻居、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等的力量，互相帮助从事救助和救援活动；“自助”是指受灾者依靠自己和家人的力量在灾害中保全自己。

当重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公助救援力量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绝大部分幸存者是依靠自救和互救逃生；即使公助救援力量到达后，最直接的救援信息仍来自灾区公众。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自1994年起，就在全国推动社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接受过专门培训的队员，在社区救援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也非常重视志愿者的专业程度，志愿者会详细注明自己的特长、以往志愿服务的记录与业绩评估等资料，一旦灾难发生，日本政府和志愿者机构就会根据灾情选配志愿者。

近年来，中国一直着力提升公助能力，而对社会共助和自助的培养欠账颇多，造成这两者的能力严重不足。

在地震应急救援领域，中国政府应给予民间救援组织更充分的信任、支持，帮助其进行重要资源的募集和配备；要实现官民资源的对接，将民间资源统一纳入救援的大平台上，优化救援的整体效率。

更重要的是日常的防震机制和抗震教育，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复杂的工作。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未引起足够重视，社会资源的动员也缺乏后劲。

中国救灾能力的进步，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教训的基础上。这些饱含血泪的经验与理性，应该在政府和民间努力的磨合衔接中，结出坚实的防震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