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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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徘徊停滞的一种状态。

“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规律还是个别事例?

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分析考察而得出的一个经验性结论。回顾世界工业化200多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大多数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

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国内学者主要有以几种代表性的说法：

1.社会建设滞后说。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l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状态，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的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2.两大转型失败说。历史经验表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另一个是民主政治的转型。很多国家之所以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的原因就是未能有效应对这两大挑战。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主要指产业升级，并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房、车等)与服务业时代。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是国民收入中产化，即不能是“金字塔式”的收人分配：财富集中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国民收入很低。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消费不足，就无法实现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转型。还需要教育投入和鼓励科技创新，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般而言，收入差距过大以及高度的不平等是难以避免“陷阱”的主要因素，而这也正是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反过来阻碍投资和经济增长。所谓民主政治的转型，如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大都起飞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很大，推进由威权向民主的转轨。一般而言，威权时代盛行的“权贵资本主义”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腐败横行的主要原因，而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却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原因是支持民主的制度发育不足，这就会出现“民主低效与腐败横行”(如菲律宾等)的特征以及政治恶斗(如泰国)，令经济转型停滞不前。

3.五大诱因说。拉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它们仍然徘徊在人均GDP3500美元―6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主要由这样五大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化，而城市化则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的支撑，因而随着农村居民大量盲目涌入城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收入问题及社会保障问题凸显出来。第二，城市各行业和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存在着“增长性贫困”。美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本世纪初，拉美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实际收入已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贫困人口陡增了2000多万人，总数达到2.27亿，占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约1亿，占总人口的将近20％。第三，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实施全面市场化，导致社会保障过分依赖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这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却使穷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如在这种体制下，养老金、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更多取决于参保人的收入水平和个人市场投资的回报额，这当然对富人有利；而社会下层的失业者、待业者和低收入者则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大门之外。第四，一些国家政府为避免下台，不得不出台对大企业和富有阶层有利的财税政策，以缓解资金外逃、支撑经济景气。同时，为缓解财政赤字，增加生产性、福利性投入，不得不开足印钞机，增加流动性，结果导致通胀严重。还有的国家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寅吃卯粮，大量举借外债。第五，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内需萎缩，从而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经济失衡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加剧、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缺乏连续性、有效性。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恶化，严重，也严重恶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我国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主要诱因有哪些?

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诱因很多。关于这一问题，代表性的看法有这样几种：

1.三因素说。从长期看，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主要来自政治、经济、人文精神3个方面。首先，腐败问题。腐败导致形象工程和虚假工程，也会导致两极分化。在这种隋况下，社会就需要在维持稳定方面投入较多成本，从而也就制约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提高。其次，来自人文精神方面的原因。面子意识和血缘意识浓重，办事处处讲关系，不讲规则，导致法制社会建设难上加难。尤其是缺乏诚信意识，危害更大。最后，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增长，但高增长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而没有体现在质量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高增长也带有一种虚胀的成分，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和高投入与高污染的存在等都是虚胀的具体表现。

2.四因素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4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二是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

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三是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四是国际原因。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3.五因素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当前，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我国初次分配中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二次分配中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不仅导致内需不足，消费不振，容易引发经济风险，还会造成群众心理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解决。二是农民工城镇化面临挑战。我国目前有2.3亿农民工，他们很难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如何促进农民工落户城市，稳步有序推进城镇化，避免出现贫民窟现象，将是我国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困难。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价格上涨、环境压力加大等矛盾不断累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十分艰巨。四是国际经济风险更加复杂。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我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也更加复杂。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滋生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五是公共服务不足潜伏风险。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资源的高消耗、社会的高成本换来的，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劳资关系引发的、重大安全事故的频发等。同时，经济运行的高昂代价也制约了各级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直接导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如何妥善解决公共服务滞后的问题，将是我国面临的又一项重大挑战。

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面临着诸多使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这些诱因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但也存在很多有利条件。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稳定、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已经显著高于国外跨国公司，并且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速度正在加快。与上世纪70年代不同的背景是，中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突破的前夜跨人人均GDP3000美元的敏感阶段，产业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同时，从45％左右的城市化率来看，我国的人口集中还没有完成，社会服务业发展空间也十分广阔。从这些角度来看，只要我们能够采取恰当的政策，我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