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程体现软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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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知悉张国有教授主编的《大学章程》出版，立刻从网上订购了来。这是一套中外大学章程的汇编，全书五卷，实则七本。第五卷有三册，一千三百余页，全文翻译了剑桥大学的章程与规章。看着这煌煌巨书，实在佩服北京大学的同仁们，竟肯组织众多才俊，花费两年多的功夫，来为研制本校章程铺路。我不由得想起十年前一桩旧事，当时自己有意研究日本大学的管理制度，曾当面请求东京大学的金子元久教授，帮助复印一份东京大学的规章制度。金子元久教授闻之，良久未作回应。我不免纳闷，以前有求必应的金子元久教授怎么变得不爽快了?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后，东京大学将规则集公开挂在了学校网页上，我花了半天多的时间，才把它们全部拷贝下来。此时才明白，金子元久教授未率尔应承，是因为太多了。可恨时不我予，至今没有能够把这些规则都看一遍，更何谈研究。然而，这一境遇，却让我实实在在知晓了什么叫依法治校，什么是一流的大学的制度与管理。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没有制度规范。公司要有章程，大学也当有章程，章程实际就是这些组织的大“法”。然而，法律法规也好，组织规程也好，本质上是约束和限制权力的，掌握权力的人们并不是都甘愿受此约束的，于是就有了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历史证明，没有约束和限制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和限制，不仅易于造成失序和损失，铸成错误和灾难，而且必然导致不公和压迫，甚至导致腐败和犯罪。现代社会崇尚法治，是文明的进步。如今，人们更加意识到，法治化程度决定了现代国家的竞争力，制度化程度决定了现代组织的竞争力。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原本应用于国家综合国力分析，指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和外交的影响力。他认为，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是有限的，真正具有无限力量的是软实力。后来人们推而广之，把它运用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实力分析，包括大学，强调文化与制度对于组织发展的核心价值。看看那些世界一流大学，哪一所不是有着明文大“法”，哪一所不是有着系统而绵密的制度规章。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只在缺少大师，不只在缺少知识创新，更在于文化与制度的缺失，在于软实力落后。

大学制度具体表现为大学行为的规则体系，而大学章程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与灵魂，所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以制定章程为龙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人们须明白，制定章程，绝对不可以简单从事，草率从事。照搬国外大学的条文、照抄国家法律规章，于事无补。只要翻翻五卷《大学章程》就会略知，各国大学章程不离其本国法律之体，各大学章程不脱其本校文化之核与气质之精，而与时俱进地变更和修订自不待言。即便牛津剑桥，同在英伦，同为老牌，同样体制，制度却各有千秋，变革亦持续不断而各循其可。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现代大学制度，制定章程没有现成可抄的蓝本，一定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由于历史的曲折，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所承载的内容、所面临的挑战非同一般。人们不是诟病“行政化”么，制定章程其实就是去“行政化”的一条可行途径。学术权力只有科学而充分的制度保障，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行使，才不容易被侵蚀。大学章程是要管用的，不是做摆设的。因而，制定章程需要潜心地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本期我们刊发了几篇研究大学章程的文章，期待有更多的同道属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