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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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27日

我们离开了芜湖素鲁克（吾合沙鲁），决定继续向克孜勒堡挺进。这一程要走的路很长。然而，瓦阳却在于此涌出的溪流中发现了许多虫子和贝壳类动物。他与我落伍一个多小时，以捕捞它们。

我们然后又出发了，就如同我们在河流周围的卵石滩中那样，把卡尔梅克人住宅的那些遗址抛留给了吾合沙鲁。为了攀上喀喇霍依山口和布尔山口，这条路经过了绝对是光秃秃的群山，经常要通过某些令人难以想象的狭窄峡谷。那里存在的一点水就可以在地面上留下盐碱的白霜。从乌鲁克恰提到克孜勒堡，我们穿过了两个带有同一典型名称的地区——肖尔布拉克（碱水泉或碱水泡子），这并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10俄里的地图上所载的，于乌依—布拉克河与萨特河之间的洼地中，恰恰位于该地图所载河谷的内直角上，我们考察了一处由中国中原人为清政府开采的铜矿矿址。这种铜矿石其后被运于喀喇塔勒加工，所用煤炭也是从很遥远的地方运来的。矿工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从事强迫劳动。如果他们逃跑，那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在那里共有60余名矿工。其工具仅由一把镐头组成。有时，他们要用力刨碎大块岩石。我们在其中一处发现一个大洞，其中插着一根铁铲柄，一名被塌方砸死的矿工，便永眠于那里。

矿工们（全部是萨尔特人，或者是如同他们在本地所讲的那样，于此指柯尔克孜人）劳作的群山叫作恰喀拉依山，他们掘矿的具体地点是汗恰勒底·布拉克，其意为“可汗停止地之泉”。

我们利用停留时间而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再启程。在一段很艰难的路，特别是巴克苏，使我们再一次下降到河谷后，又紧接着要做一次艰苦的重新攀登。最后，我们走出了卵石高原，其名称叫作克孜勒堡，一直到该高原之末，我们才发现了帐篷。

由于要在山中行走50多公里道路的这一程，马匹都非常疲劳了。马达汉与努埃特先于我们到达。晚上，努埃特带有某种冲动地讲到，我们的物资运输的组织工作不充分。这是他骑马骑行的艰苦一天的后果，也是他与马达汉同行的结果。

我向我们的主人打听消息，他是当地具有某种地位的一名柯尔克孜人，而且也显得相当透彻地熟悉该地区。我坚持要搞清楚塔木格塔什（有字碑）的问题。它位于乌如克山口一侧，地处卡浪热利克以北。我经过向其他柯尔克孜人的咨询之后，我们的主人向我们宣布说，他不知道在乌如克山口一带存在“有字碑之地”；但人们从这里通过乌如克山口，可以到达塔什拉巴特或石堡；在石堡周围，有许多带碑文的石头，即塔木格塔什。但他不知道这些石刻使用的是什么文字。相反，他却知道诸如在那林路那样的界桩上，却是一侧用俄文，另一侧用汉文镌刻。

有人提议为我们提供一名骑手，以带领我们通过乌如克山口。这颇具诱惑力，因为经由乌如克山口的这条路尚几乎不为人知，在俄文地图上也仅仅提供了某些含糊的注明资料。因此，俄文地图于此处变得相当糟。从芜湖素鲁克（吾合沙鲁）到明约路，图示做得很不好。特别是库什乌彦（双乌彦）地区图示得很乱。我不知道人们对我所说的，正在筹划中的俄属突厥斯坦的2俄里比例的地图，是否扩大到了中国新疆。在此情况下，为避免冒险遭人耻笑的惩罚，自10俄里地图开始，他们则必须做大量考察。

我从本处经乌如克山口前进，于是便赢得了三天的时间。人们告诉我，这对于到达喀什更加便利。但我必须清楚地指出，我对喀什很感兴趣，以至于我一旦到达那里，便立即与当局联系，我由此便为准备一次自那里开始的远足具有了更大的便利条件。为了解决帐篷，我必须去拜见道台。最后，我也可能会收到某些信件。整个夜间，我都是在想这一切中度过的。我于醒来时做出了决定。如果我出发赴喀什，我会很难把努埃特从这里带走。然而，如果我要去石堡的话，那么他也必须前往。但我们此后还必须把他派出喀什之外的地区，这不太实际。

1906年8月28日

今晨醒来之后，我决定继续一直向前赶往喀什。我将这一意见告诉了马达汉，他回答我说，其马匹今天都过分疲乏了，他将在克孜尔堡停留一天。我对自己的动向略有犹豫。但我还是决定出发，至少要到达喀浪沟律克（喀浪归或喀浪圭）。不久之后，马达汉又告诉我说，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也要立即出发。因此，我们将继续共同赶路。5分钟之后，马达汉又重新宣布说，他将留下。我们为他留下了行军锅、一部分面包、一部分大米。我自己登程赴喀什去了。

克孜尔堡的河谷，或者更应该说是克孜尔高原，于其东部受到了良好灌溉。我了解到了其中的某些事，因为我的马一直进入到泉水旁一片随风飘扬的草地，青草高达马的腹部，马匹又直接地倚在我身上。

在高原的一个山地小岛状地带，有一座用石块和经太阳晒干的砖坯砌成的塔之残余，砖坯很平，它引起了我们的高度注意。难道它是一座窣堵波吗？这很可能是对的。我一直很愿意相信这一点，直到干珠罕堡（公主堡）向我证明了完全类似的砖坯的一种近期用的例证为止，才改变自己的看法。在通向伊尔克什坦的道路上，似乎都不应该存在任何佛教的内容。

经过很短的一段路程，就使我们到达了喀浪沟律克河。在那里，除了俄文地图中所载已经废弃的中国城堡之外，我们经过了一个几乎是全新的沙漠客栈，呈矩形（伯希和原笔记本于此划去了“菱形堡”），完全具有该地区的沙漠客栈所钟情的那种外观风采。它位于两条河在明约路高原出口地方的汇聚处。明约路（千条路）平原是一片辽阔的卵石滩。它仅于其最后的边端，在明约路绿洲，才变得肥沃起来，那里设有关税征收所和由一名中尉级军官指挥的一个中国卡子。在中国地图上标出的卡子遗址，更应该是指为旅行家准备的过境住处，或者也可能是位于一座坟茔旁的住宅。无论如何，这不是一座炮台塔。

有关“炮台”的问题，我向喀浪沟律克（喀浪归）的一名“缠头”（是中原人用以指萨尔特人的名称）询问了“炮台”相当于多远。他回答我说，是20里。由于这里的“里”很小，所以两个炮台之间相当于9俄里，很可能是准确的。

在明约路，我们下榻于一片沙漠客栈中，由于在喀浪沟律克（喀浪归）缺乏马匹的饲料，这就更促使我们一直向前赶往明约路。我们在那里还发现了讲汉语的“缠头回”和一名汉族兵勇，其头人出售绵羊。我们只用了50元的优惠价格，便买到了一只绵羊。这里的一切仍然相当昂贵，一小束干柴也能卖0.05元。

有人自海关而来，以询问我们的护照。但经过此处的喀什人告诉我们说，只要宣布我们将向喀什道台本人出示这些护照就不会有问题。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

在我们于此的沙漠大客栈中，喀什护送队60名兵营中的三名，将前往伊尔克什坦。他们告诉我们说，在塔什库尔干还有他们的17位同伴。有一名萨尔特人正在途中，他是格伦卜切夫斯基（俄国军人，曾于1885年从事过这一次科考旅行）原来在公主堡的同伴，今天是喀什一家俄—中银行的职员。他告诉我说，先于我们数日而踏上从塔什干赴喀什之路的布里斯（美国赴亚洲的旅行家）、其同伴以及那些美国人，都经那林山口而出发了。他还知道拉斯特和安塞勒姆的旅行，并且还认为斯坦因正在喀什成为马继业（是英使马戛尔尼的孙子，1910～1918年任英国驻蔬附总领事）的座上客。我非常希望结识在西域广阔的考古舞台上的同行们。

1906年8月29日

我们到达喀什。

我于9月间将在喀什会见的人员：

福来萨，在战争期间赴远东的《泰晤士报》记者。他在大连港被围困期间，希望在太空建立一个无线电报站。

肖玛德，定居在纳曼干（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前不久曾赴于阗一游，以在那里研究采购蚕茧的可能性。

赖科夫是穆斯林，曾于此度过一个月，并于10月11日出发赴于阗，以继续搜集民间歌曲与故事。

（伯希和的笔记本中于此留下九页空白）

1906年9月23日

我们离开喀什前往汗宫（王庭）。斯坦因认为，其距离为28英里；撇托勒夫斯克（彼德罗夫斯基）认为，是近30俄里。俄文地图上也未忽略标出从喀什到玉屈布尔罕（即三仙洞）之间的距离。

过了桥之后，我们很快就将阿帕克·霍加（和卓）麻扎之路抛在了后面，直接奔向伯什—克然木路之北，这仍然是斯坦因曾经走过的那条路。俄文地图上提供了一条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拐弯的道路，它似乎应该是与地图上的标志相反，不是从穆斯林城，而是从汉人城出发的。

位于桥北的整个这一村庄被称为库尔干（石头城）。（墓葬）的整个北部，无论是向吾斯图尔方向，还是向阿勒坦道方向，首先是库尔干。经过库尔干的中心区，也正如在伯什克然木的中心一样，每个中心或大型镇子都被划分成数个村。

渡过伯什艾日克（伯什水库灌渠）之后，便是附属于伯什克然木的夏木帕夏村。我们紧接着又渡过了安瓦赫吾斯塘，它被绘于俄文地图上，向东延伸了很长距离。这就是夏木帕夏村，属于伯什克然木。这里有两条路左侧的那条路前往伯什克然木本地和阿斯阿喇图什，即上阿图什，右边的一条路则通向汗宫或王庭和恰勒图乡。尽管汗宫不在同一条路上，而是位于右部。

在我们右部相当远的地方，便是恰克萨镇。我们来到了库康，它也是伯什克然木的村庄之一。有一条相当大的艾日克或水渠流经了整个地区。继阿瓦提吾斯塘之后，还有几片沙漠地带。但从此之后，我们便始终行进在非常富裕的农耕区。俄文地图中对这一片地区，未标注任何内容。

瓦阳平面图上的定点5—6是斯代村。

平面图上的定点7是伯什托格拉（拜什托格拉克），小“乡约”（村庄负责人）便生活在这里。他自喀什起，便一直陪同我们。再过不久，便是婢婢·玛丽雅姆。有人曾对撇托勒夫斯克（彼得洛夫斯基）说过，这是萨图克·布格拉汗的孙女；又有人告诉斯坦因说，这是他的“圣女”；也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他的女儿；在“县官”家中，那些操汉语的穆斯林们又对我说，这是他的“丫头”，即女仆。那座很简陋的麻扎曾由“洪福之王”（毕调勒特），也就是阿古柏·伯克重新修复。

在那些老树之下，有一桌开胃餐正等待着我们，由伯什克然木的伯克（是突厥人的尊号，泛指王公、老爷和头人等）主持。他已经不是斯坦因来时的斯彼尼亚孜了，因为他此后便逝世了。继开胃餐之后，我们继续向汗宫（汗庭、汗堡）的同一村庄走去。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兰干村，或者更应该说是一片田园，我们在那里扎下了自己的宿营地。我认为，斯坦因正是在这里，在灌渠的支渠中心，“不顾卫生状况”，也在这里支起了其帐篷。

当时已经有10名民工在那里等待我们。他们均为儿童，而不是我想找到的20个人。此外，现在要把他们派到“沙漠”中去，已经为时太晚了。我们将仅仅与伯克在最近的废墟上转一圈。我们由此而考察了哈撒塔姆（撇托勒夫斯克误写作哈撒城墙）和撒尕勒—塔姆（撒尕勒城墙，此地名在斯坦因的著作中付阙如）。伯克在那里发现三枚钱币，其中一枚的上面还有很清楚的阿拉伯字（撒尕勒—塔姆）。我们还去参观了最近的鸽子窝（卡普塔尔—哈那），它只残存其两侧了。我对于该建筑物的矮小感到特别失望，我也觉得其用途尚不清楚。

1906年9月24日

我们的主人用优质水果招待我们，他们还特别为我们带来一个极品甜瓜。该地区自不久之前才被耕耘。那条灌渠结束于此，沙漠中的植物也随此而停止。灌渠是自清朝政府于此开拓以来，也就是在约28年之前，由罗大人（罗大人原为清朝驻喀什地区的官吏）主持开凿和挖掘的。这就是汗宫渠，或者叫作罕依乌或汗宫大渠。这也有可能是整个阿瓦提渠或阿瓦提吾斯塘地区的情况。今天，在更偏南部或东南部，便有一个地方叫作阿瓦提。陪同我们的伯克在伯什克然木居住已经12年了，他过去曾在阿瓦提生活过15年。自婢婢·麻丽雅木之后，经过那些废墟（左部是撒尕勒—塔姆，右边是哈撒—塔姆），我们对那些地面平整的高地做了一次测绘。该高地有的地点被截断和下陷。撇托勒夫斯克将此地视为古城的围墙。我觉得多少有点怀疑，这里是否完全如同土著人所说的那样，确实是向该城供水的吾斯塘（灌渠，艾日克）。

我们派遣民工前往废墟中寻找陶器、玻璃和钱币。我们缺乏有利地点以在那里从事常规性发掘。此外，大风已经替土著人做了长期的“发掘”。瓦阳测绘了平面图，努埃特也测绘了平面图并拍摄了照片。我从撒尕勒—塔姆前往汗—塔姆（汗墙），在那里附近的一条河床很高且已经完全干涸的河流岸边，瓦阳建立了天文观察基地。我们然后到达了悬崖硝壁，那里被两壁滞留的水很稀少，而且河水中的盐分量却很高。有人告诉我说，该条河出自恰哈玛克。这是正确的，完全与俄文地图、撇托勒夫斯克和斯坦因获得的资料相吻合。唯有斯坦因仅仅到此之后，才看到这条河流。如果他一直到达该村的大市场，那么他怎能不在伯什克然木遇到该河呢？因为该中心市场被载于俄文地图上的河北。

我最终到达莫尔古窣堵波（莫尔—提姆）。斯坦因对它描述得很得体。我在窣堵波宝塔）和精舍（佛寺）之间，于斯坦因曾做过发掘的一幢房子的废墟中，发现了陶器碎片和带有壁画层的烧陶残片。这是一种与人们在哈撒—塔姆和撒尕勒—塔姆周围的遗址中所发现的那些完全不同的类型。我觉得，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属于一个很早时代的东西了。我的向导并不记得是否有人偶尔在此处发现过钱币，如果斯坦因很想说的正是该地点的话，那么他很可能是犯了错误。这是古窣堵波山侧面的精舍。撇托勒夫斯克的文章中，却错误地把它说成是在撒尕勒—塔姆（城墙）。

我从那里前往卡普塔尔—哈那（鸽子窝）。撇托勒夫斯克所说的20俄丈的高度是错误的，实际上只有3.50俄丈（步弓）。至于由他和斯坦因所作的假设，那是以人类骸骨的存在为基础的。我还必须指出，如果我所看到的那些完整的人类骸骨（数目很少，而不是撇托勒夫斯克和斯坦因所看到的大批小残片）的存在是“不可靠的”，同时还应假设认为存在着一个遗骸储放处，因为那些佛龛只能保存骨灰而不是完整的骸骨。我更认为它是一处住鸽子的鸽子窝。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斯坦因在于阗路上看到的鸽子寺，斯坦因于其《沙埋于阗》中详细讲到了这一切。

在从哈撒—塔姆（哈撒墙）到莫尔—提姆（古窣堵波山或炮台山）的道路上，我遇到了被大风吹得荒野中的人类遗骸和完整的人骨架。这些人骨架被头朝天地抛撒或背朝地下躺在那里，全部脚朝山，没有棺木。这些人完全有可能是穆斯林。我携归了一颗完整的头颅骨。

我们还需要指出，大而言之，古窣堵波山或莫尔—提姆是地处汗宫（罕乌依）之外的，也就是位于大道的另一侧。恰勒图庄之路从那路又分出了一条通向上阿图什。上阿图什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因为萨图克布格拉汗的墓葬就在那里。

我返回宿营地之后，民工们也返回来了，并将他们的发现物带给了我。其中有许多玻璃片、土著人的首饰、中原人和穆斯林们的钱币。这都是珍贵而又鲜为人知的物品，撇托勒夫斯克和斯坦因都未曾发现任何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撇托勒夫斯克（斯坦因对此一无所知）仅仅找到了一枚带古阿拉伯文字铭文，却又无法释读的钱币。此外，其中还有一块漂亮的瓷器残片，它也是一种断代的时间因素。

该村的居民们也为我带来了他们先前搜罗到的古钱币，以及其他很小的铜制品。我全部收购了它们。我觉得已经不再持怀疑态度了，本城在伊斯兰教时代还算很繁荣，仅仅是后来被萨图克·布格拉汗摧毁了。

我明天还需要到莫尔窣堵波山或炮台山附近做某些发掘，然后将去东部的窣堵波或托巴窣堵波，斯坦因在那里看到了此遗址，而我们尚未能看到。斯坦因于其考察的第二天，可能正是在这一地带宿营。因为他曾在艾斯其或旧营盘做过发掘，而有人告诉我说，旧营盘正是莫尔佛教遗址之头。我无论是对这一信息，还是对这种解释，都难以定夺。还有人向我讲到了一处古窣堵波，它存在于伯什克然木伯克的辖地之外。该窣堵波远离沙漠，但却位于克孜勒苏（指河或达利亚，正如有人告诉我的那样）之北，被称为恰喀窣堵波。人们可以从这里经阿瓦提、英吾斯塘与阿合奇而到达那里，需要四五个小时的路程。我想于下午前往那里，于星期一直到汗渠，以调查麦盖提的多郎人和帕依那普的阿卜达尔人，然后于星期五返回喀什。

1906年9月25日

我让人派遣10多名民工前去清理位于莫尔山与附属精舍类建筑之间的那些小房间。由于民工们到达得相当晚了，所以我亲自与老伯克、领事官和波科夫一并前去莫尔窣堵波。此外，我还获悉，伯克已经55岁了，自称伊敏伯克（毛拉的父亲伊敏伯克）。此人还是伯什克然木的阿古柏·伯克家族一成员的岳父，而这位阿古柏·伯克在数月间，又是后来自杀的撇托勒夫斯克儿子的突厥文老师。从一开始发掘起，我们便发现了彩色烧陶的残片、壁画中的衣褶残片和一尊巨大佛像的耳朵。这一切都具有与我们在哈撒墙和撒尕勒墙发掘到的物品具有差异甚殊的特征。我从莫尔山急转向土山或沙山窣堵波（托帕—提姆）。罗盘为我明确地指出东南方向，我觉得其距离似乎为6000米（伯希和原笔记本中于此划去了“2500米”的记载）左右。这一方面是从阿图什通向克孜勒—博依（河色尔布依）和汗渠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是通向恰勒图乡的道路。这些道路仅仅在土山以远地区才分道。此外，还有一条更直接的通向阿图什之路，于途中以距古窣堵波山（莫尔—塔姆）1公里处与之相交。我们还渡过了一条基本是干枯的河流，它后来落在了我们的左方。俄文地图对于这些山岭和山脉的标注都很糟糕，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向东侧开放；继莫尔山或土山之后，甚至是向东北方向开放。至于在土山窣堵波，我们发现与生坯砖混砌在一起的，还有大批经烧过的砖、炭渣和木块。在道路的一侧是精舍；另一侧则是由北至南约80米，由东至西为65米的遗址。那里有大批陶器、煤炭、泥灰和烧陶的残余。发掘工程还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很明显，人们到处都曾稍加寻找过，因为我们从中，特别是在地下，发现了其中的一只大口罐，它几乎是完整无损的。这是人们在此地的其他遗址中都能发现的那种陶罐。老伯克捡到一枚很小的铜钱，中间带方孔，上面未题铭文。我在汗宫（罕乌依）也拾到过一枚类似的钱币。究竟这是破旧的大枚铜钱，还是小枚辅币呢？如果伯克确实是于此处捡到了这枚钱币，那么本处的铜币就很可能是在一个较晚的时代被带来的。烧陶的外形使人相信，土山与莫尔山的烧陶，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早于汗宫（罕乌依）遗址残存的那一些。

在此期间，我重新在恰喀窣堵波方面做了调查。有人指点说，如果你们于晨礼（早课）时出发，那么你们就会在晌礼时到达。因此，这基本上是五个小时的路程。我认为这种指点有点言过其实。

波科夫告诉我说，乌拉尔地区的柯尔克孜人（吉尔吉斯人）也使用这一土语。这是俄语词组短语传播的一种奇怪例证。它们不经过突厥语，却为柯尔克孜人和萨尔特人非常熟悉。

因此，我们将要返回营地。晚上，有人为我带来一批玻璃、钱币等文物。它们均是在白天由15名左右的寻宝人在哈撒—塔姆（哈撒墙）和撒尕勒—塔姆（撒尕勒墙）周围找到的。有人还为我带来了在莫尔窣堵波的发现物。这都是一些烧陶残片和大型佛像的残余。这里没有任何铜钱，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被斯坦因运用到莫尔窣堵波的资料，事实上肯定是有关哈撒墙和撒尕勒墙的。

1906年9月26日

我前去向我们的主人告别。他确实是以一名穆斯林能够对客人表现出的全部关怀，来接待我们。他为我们和我们的马匹值夜班，再没有他对我们的利益所表现出的更大关心了。我为此而表示感谢。他回答我说，其父年事很高时才逝世，始终实行一种宽宏的好客行为，其父现在已经不在了。如同其父一样行事，则是他的严格的义务。

为我们作向导的伯克的助手自称伊敏伯克，是伯什克然木的伯克阿古柏·伯克的岳父。始终陪同他的喀什地区的百夫长（百夫长，突厥人的地方小官吏）叫作夏阿巴孜琼。我们的主人叫作伊斯兰·伯克。疯子阿古柏·伯克则是清朝的“秀才”，自称“马××”。

9时10分。我们自汗宫（罕乌依）出发，向东南方向行进。

9时45分。我们每小时走8公里左右。

我们在汗宫（该村庄的最东端）选定某一点，位于东北方向29°的角处。阿瓦提在西部111°处。英吾斯塘在南—东南方向196°处，撒尕勒墙在东北方向350°处。我们于10时04分再度出发，其后横穿一条从阿瓦提到英吉沙尔（英吉沙古城）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到喀拉塔格或喀哈拉塔格牧场和玛喇尔巴什方向的。

10时25分，探险团的车辆在巴楚每小时行走8公里，横穿我们即将前往阿克喀什的道路。越过此地数百米（300米），就可以前往一个沙丘的高处，该沙丘以圆弧形朝反向（也就是朝东南方）向风源开放。大风的这同一方向又是由每簇景天科植物（红景天）后面堆积起来的小沙山为标志而显示出来的。我们刚刚走过的这条路，继续向其要克里克、克孜勒—博依和牌租阿巴特方向前进。我们即将走的另一条路启始于英吉沙尔和阿瓦提。

汗宫（罕乌依）地处北部33°。其南部最大的村庄是墩库勒，其中心似乎是在161°处。阿克喀什呈东—东北方向，289°处。阿瓦提呈西—西南方向，117°处，其切克里克呈东南方向，230°。我们在10时45分时再次出发。

在该沙丘的北部，地面上又重新被陶片覆盖。

10时55分。在大道右侧50米处，有一座位于墩库勒和阿克喀什之间的窣堵波遗址，该窣堵波残损严重。这里是一座古窣堵波，而我的向导却根本不详其名。它是用生坯砌成的。其地基平台从东到西约有3.20米左右，从北到南2米。它几乎是位于阿克喀什的正西方，281°处；这就是说它地处墩库勒的东北，147°处。距其坍塌物之上的最高高度为3.70米。此处的坍塌物约为2.50～3.00米。坍塌物之上的周边长为14.80米。我们又于11时19分出发。我们在道路的左侧遥望到了一处高地，它酷似一座建筑。我向我的向导询问它是什么建筑。他告诉我说，这不是一座窣堵波。至于我，我觉得它酷似一堵围墙。我决定前往那里考察一下。我们于11时28分离开了大道，于11时43分到达这堵城墙。我们至今已经在沙漠中行走了约6.5公里，从这里可以居高临下地鸟瞰整个汗宫平原。该村庄的后部才是汗宫，处于西北56°处，我们在此处的夜宿地为60°处。墩库勒位于西南部140°处，阿克喀什位于东部，275°处。莫尔遗址（莫尔—塔姆）略偏西北，21°处；撒尕勒墙在53°处。我们这条路线的道路走向为西南—东北方向，经由149°处。

这些测量是在一个小遗址上完成的，遗址由两堵生坯墙组成，它们以直角相交。这就是东边和南边的两堵墙，其他的墙都消失了。南墙长2.90米，东墙长6.15米。其最高度为3.45米。东墙呈东北方向18°，南墙带有直角。

在这座小建筑物以北392双步（347°处）的地方，有些外表为四边形的遗址，位于被称为托古孜—霍吉拉的地方，意为“九间房”。这是我找到的墩库勒的一个孩子告诉我的名字。我进行观察的小遗址被他称为撒彼勒（陶窑）或炮台墙。我们在途中最早曾经路过的古烽燧，被他称为霍孜察克。“九间房”的这些遗址已经由土著人做了大规模的发掘。在那里从事小规模发掘的孩子们，也找到了几块铜片、一块不带文字的中原钱币和一小块钻有小孔的绿松石。在这些遗址以北，还有些贫瘠的绿色植物，孩子们在那里放牧牲畜。

院子在所有方向都仅有100单步，它完全是朝南北走向的。在东边一侧，曾有过几间耳房，它们已经被做过大量发掘。墙面是以生土坯砌成的。在院子的中央，还有古住宅的地基。

儿童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进行了发掘，这是由于他们村中的某些人，据说有艾哈迈德阿訇、库纳阿訇、优素彼阿訇和伊斯兰阿訇等人，曾于15天之前在那里发现过烧焦的蛇头形贝币、五座柴泥和烧陶造成的相当于我们笔记本纸页大小的小塑像（伯希和原笔记本中又将“小塑像”划去了）。正如我后来所知道的那样，1法寸（约合1/12法尺或27.07毫米——译者）大小的烧焦的蛇头形贝壳币，其中心部分为白色，四周则被涂上了不同颜色。孩子们还告诉我说，在阿克喀什，确实曾有过第十座窣堵波，被称为克孜勒窣堵波或克孜勒—墩（墩村）。

我决定前往墩库勒从事调查。那里的人却否认发现过任何东西。最后，我面对伊斯兰阿訇，也就是我那位缘分不好的考古学家。伊斯兰阿訇否认做过发掘，然后又声称其孩子们曾找到过某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但他最后还是承认做过发掘，却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的东西。无论如何，他们只向我们出示了一只没有价值的铜狗、缺乏意义的戒指，没有任何钱币。

伊斯兰阿訇的兄弟向我出示了一枚蛇头形贝币（原文如此），但他也可能是在巴扎中收购的。我不想为它而讨价还价。

在这里，“九间房”窣堵波，也被称为哈奇墙。那里还有另一座哈奇墙，位于墩库勒的东南方，但它似乎是一座近期的建筑。

我曾下榻于其府上的那位俄罗斯领事馆的年迈人告诉我说，墩库勒和其切克里克均附属于阿克喀什。灌溉整个地区的英吾斯塘或英吾斯坦出自吐鲁姆，而且很古老了。阿瓦提渠却相反，发源更靠北部的地方，是自阿古柏·伯克起，由中国人挖掘的。

在这里，人们把“九间房”至少归于萨图克·布格拉汗时代，并且把这段历史与可能是永远安息在这里的三仙洞公主的历史相联系起来了。据说，该公主很可能是诞生在这里，也可能是被安葬在这里。但你们在这里却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当地的民众当时太穷，穷得就像帝俄的庄稼汉一般。

我们还要设法指出，我们在汗宫（罕乌依）发现的东西，很可能就属于这一时代。据说，这是可能的，不过在本处却什么也没有。但我又想起来了，我曾在伊斯兰阿訇家中见到过某些小物品，尽管它们没有多少重大价值。人们是否是装出了一种极度的惊奇呢？我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些人实际上都感到害怕，也正如当他们那些正在纺线的女人看到我们时，所感到的那种害怕一样。

有人告诉我说，在从汗宫到墩库勒之头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陶器，而我们现在却处于墩库勒之尾。这条路与我在最早从事考察时，大体上所走方向上的路相分道，它一直通向英乌斯塘和墩库勒之头。

托古孜—霍吉拉（九间房）附近的小建筑物也被称为炮台（Potai），它似乎是指“炮台”的一种不规则的注音。所以，“Potai”一名于此被用于指霍孜恰克，尚不足以证明它是一处“炮台”，而不是一座小窣堵波。然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始终是令人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