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科技与伦理协同共进的理论支撑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科学发展观:科技与伦理协同共进的理论支撑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笔者认为，传统发展观是造成科技与伦理疏离与对立的根源，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新认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与共同发展。

［关键词］ 科技 伦理 科学发展观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带给人类以巨大的福祉。同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对立与疏离也在日益加深和扩展，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与不安。爱因斯坦说：“科学就其意义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科学发展的成果，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人类的命运。”［1］(P259)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剖析科技与伦理分离的原因和实质，厘清两者的辩证关系，这对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科技与伦理疏离的表征

科学技术本质上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同时，利用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但是，现代社会科技似乎辜负了人类的期望，背离了科技服务于人、完善于人的初衷。

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p78-79）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到：“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3］(P458)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对影响社会的力度也在不断加深，科技异化的现象也在日益严重，人类对科技的恐惧和担忧与日俱增。

自然界的报复。人类对自然界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恩格斯说：“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3］(P517)当人类的行为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阈值时，自然界就不能通过自我调节来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类的行为。

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4］(P463)工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丧失了其为人的本质。

人类社会道德的沦丧。马克思说：“机器劳动极度地损伤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在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4］(P463)，“就机器使肌肉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讲，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4］(P433)工人的劳动一切服从于资本家的发财欲，在“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4］(P436)的环境中工作，人的生命和价值被极大地践踏，道德颓废，技术成为统治人类社会的工具。

高科技对伦理的冲击。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积淀下来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试管婴儿、基因重组、克隆人等生物技术开始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人类对此忧心忡忡，争议不断。

现实的困境迫使我们对科技的价值以及科技和伦理的关系重新进行审视。科技追求“理性”，合规律性是它的显著特点；伦理追求“人性”，合目的性是它的显著特点。什么原因导致了科技与伦理的疏离和对立呢？理性与人性两者之间能否协调、统一发展？如何去实现？这是科技时代必须反思与解决的问题。

二、传统发展观：科技与伦理疏离的根源

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唯经济主义发展观。经济决定一切，经济增长是最高目的，所有活动都应当服从经济活动。这种发展观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5］(p295-296)唯经济主义发展观奉行的是一种简单、功利、线性的思维，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利益原则与效益原则，人类的伦理道德被大大弱化了。

传统的发展观又是一种唯科技主义发展观。在古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主要是自然生存，科技与伦理基本上是同一的。到了近代，笛卡尔在其理性哲学体系里，把“我思故我在”确定为第一哲学原理，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强调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世界观，客观上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导致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使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中，由过去依附于自然变为能动地支配自然，由崇拜自然的力量转向崇拜科技的力量。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占主导思潮的完全是一种唯科学主义、科技决定论思想。这使得科技的工具理性被极度张扬，价值理性被排斥或否定，导致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分道扬镳，理性与价值的分裂。

综上所述，传统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物本主义的价值观，前者称之为经济物本主义，后者称之为技术物本主义。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把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中心全部聚焦到物质利益和经济增长上，把物凌驾于人之上。科技作为手段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伦理道德遭受排挤，科技与伦理的天平向科技方面极端倾斜，破坏了二者应有的张力，人类进入了一个畸形发展的单行道。

三、科学发展观：科技与伦理相互制约与协进的理论支持

1、目的的一致性。

尽管科技与伦理属于不同的范畴，科技是求真，伦理是求善，但本质上两者还是统一的。因为人类的善是以真为前提，脱离了真而求善，善没有意义；同样，脱离善而求真，则真往往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从本质上来说，科技活动本身就蕴涵着求真求善，它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一切道德、科学、宗教和艺术“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4］(P149)。

科学与伦理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这一崇高的目标而存在与发展着的，因而“人”是它们统一的内在根据。人类从事科技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人类造福、为人服务。因此，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类为了获得自由的需要。

2、相互的制约性。

科技影响伦理。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科技对伦理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眼光，从而产生与科技实践相适应的新的伦理观念。第二，科技的发展能促进科技人员伦理道德水准的提高。第三，科技的发展提高了道德评价能力，扩大了伦理道德评价的范围。

伦理规范科技。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需要伦理道德的正确指引。科技究竟向何处发展，不是由科技本身所能决定的，而必须借助于伦理道德的力量。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视野和职能范围之外”［1］(P182)第二，科技成果的具体运用需要伦理道德来规范。第三，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需要通过伦理道德调节加以消除和缓解。

3、发展的共同性。

科技需要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发展是它的必要手段。当今社会出现的环境危机、能源短缺等问题仍有待科技的发展来解决。我们离不开科学技术，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被技术所奴役和支配。人是科技的主体，人决定科技。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人这唯一的价值目标作为鞭策和指引。弗洛姆曾经说过：“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6］(p96)只有实现了科技的人文化，才能形成科技发展的良性发展机制，才能实现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伦理观念需要不断更新发展。科技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且也大大地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为伦理观念的提高与发展提供了科学基础。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给人类带来物质上的最大利益，使人类受惠无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人的心灵。”［1］(P135)纵观科技史，重大的科技进步，一方面都会引发出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孕育出一些新的伦理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伦理要想更好地发挥其对科学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也要不断地汲取科学进步的积极成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式，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内容。

4、融和的现实性。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人胚胎干细胞等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前沿研究领域的突破和进步给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尽管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负效应，但却存在着可能的潜在的风险，从而引发的伦理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科技专家在进行科技研究过程中应当自觉地进行伦理道德的追问，必须遵循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福祉的根本伦理原则。科技以人为本，科技应关怀人性，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这是现代科技伦理观的要求。对于背离人性的一切科技活动应严格禁止，防止科技变为异化人类的工具。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6］Erich Fromm.The Revolution of Hope：owarda Humanized Technology［M］.New York：Harper & Row，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