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吃黄豆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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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西南角，广西都安县，生活着这样一群小学生。“大米+黄豆”几乎是他们一天伙食的全部――孩子们将大米和黄豆装进饭盒，交到食堂蒸熟，这就是他们的午餐和晚餐。

顿顿如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至于早餐，是没有的。即使有，也仅仅是―包干脆面之类的零食，很难果腹。更多的时候，孩子们什么也不吃，他们已经习惯了空着肚子到教室晨读。

厌了也得吃

中午11点，午饭时间到了。

这间小小的平房，一只蒸箱，就是隆福小学的食堂。房前的水泥台上，密密麻麻摆满了铝饭盒。

五年级学生韦柳芬，寻找着自己的饭盒。这个脸颊红彤彤的大眼睛小姑娘，灵巧地翻看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铝饭盒，系在饭盒上的不同颜色的绳子，是唯一的识别记号。

等她提着饭盒回到寝室，十几个小姑娘已经叽叽喳喳闹成一团。这个寝室有三张双层铁床，由于寄宿学生太多，每张床睡两三名学生。 　 寝室过道摆着一排木箱，每人一只。从家里背来的这些箱子，有大有小，充当着她们的餐桌、书桌，也装着她们有限的“家当”。

韦柳芬打开饭盒，放在箱子上，蹲下来，开始吃午饭。

她的午餐很简单，一盒白米饭，另一盒是清水中煮熟了的黄豆，黄豆沉在饭盒底，清水上漂着几星油花。

“叔叔，你尝一口。”韦柳芬热情地招呼记者。黄豆很饱满，豆香浓厚。但是每顿、每天、每年都吃这样的饭，行吗?韦柳芬倒是很干脆：“厌了也得吃。”

她三口两口吃完了白米饭，但黄豆还剩很多。“今天盐放多了，太咸。加点水，再蒸一次晚上吃。”小姑娘这样打算。

韦柳芬打开自己的小木箱，里边有一罐猪油、―包盐、一袋米、一袋洗衣粉，还有三个衣架和一只小书包。她把生米直接倒进没洗过的饭盒里，勺子也扔在里边，“―会儿加上水，就可以蒸了”。

下午5点半，她将再吃一顿黄豆饭。然后上晚自习，8点40下课。饿了就再吃点剩下的黄豆饭。

蒸一次饭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早上学校无法蒸饭。早餐孩子们只能自己解决，买包干脆面，或者买个面包，更多的时候不吃。

梦想当富翁和明星的韦柳芬说，自己一星期有十元零花钱，除了买必要的文具，所剩无几，偶尔还想吃点零食，“嘴馋，忍不住”。

如果不吃早餐，韦柳芬说，上午第一节课还行，但是到第二节课“肚子就平始咕咕叫，脑袋也晕晕的”。

隆福小学300多名学生，大多如此。校长韦仕权说，孩子们不吃早餐很普遍。

饿着肚子，哪有力气蹦蹦跳跳

比起隆福小学，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的学生们要幸运得多。

古山小学，离都安县城半小时车程。这里属喀斯特地貌，青山如画，层峦叠翠，泥土却是最稀罕的。“有碗大一块土，农民都要种上一棵玉米。”

汽车爬上盘山公路的最高处，陡然下坡，就到了古山小学――一座被高山紧紧围抱的学校。

学校6个年级，共423名学生，绝大多数为寄宿生。校长韦君介绍说，没有营养餐的时候，学生一般从家里带点玉米粉，加点油吃，条件好一点的才带些干菜和黄豆。

早餐自然没有。韦君说，早起列队晨会他得掐着时间，因为时间一长，有的学生可能就会坚持不住。他记得有一次才讲了10分钟，一名学生就晕倒在地。

罪魁祸首是营养不良。一位姓黄的教师告诉本刊记者，学生每天下午5点半吃晚饭，要到第二天中午10点半以后才吃午餐，间隔17个小时，“营养怎么跟得上”。

营养餐试点前，对古山小学、隆福小学和三只羊小学的测试显示，学生能量摄入仅为国家推荐量的66％，维生素A摄入仅为推荐量的6％，维生素C摄入为0。

3所小学各年龄组的平均身高和体重，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普遍相差2～3个年龄组，也就是说，13岁的男生，只相当于全国农村11岁和城市10岁男生的水平。

一个可以想象的结果是，学生的户外活动明显不足。“下课就耷拉着脑袋，”韦君说，“饿着肚子，哪有力气蹦蹦跳跳呢?”

这里甚至没有地下水和自来水，学生们喝的是山坡上水窖里积攒的雨水，而且因为没有锅炉，只能喝生水。只有生病时，才从老师家里要点开水。

营养餐，多么温暖

营养餐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这天，古山小学的午餐是：一盒米饭、一盘菜――一荤一素，荤的是黄豆炖猪肉，素的是豆角。食堂门口放着三只大铁桶，装满鸡蛋汤。

本刊记者看到的食谱显示，中餐、晚餐各不相同，一般都有肉，素菜则有萝卜、西红柿、油豆腐等。而早餐，一三五是馒头豆浆，二四是肉粥。

实行营养餐后，古山小学学生能量摄入达到推荐标准的89.6％。

教师黄丹林说，他所带班级的“豆芽菜”黄光达，过去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现在不但身体结实了，成绩也从下游到了上游；“捣蛋王”黄国过去学习三心二意，营养餐好像让他变了一个人。“营养餐，多么温暖……”在一篇作文中，他这样写道。

五年级二班班主任蓝权也发现，课堂上举手的孩子多了起来。

10个月后，第一轮检测数据证实了这样的变化：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这两所试点学校，学生身高增长优于对照学校，其中9岁组和12岁组最为明显，在短短10个月中，试点学校学生分别长高4.5和5.6厘米，比对照学校隆福小学学生多长高0.9和1.6厘米。

50米跑和立定跳远的成绩，试点学校也明显好于对照学校。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后，孩子们爱跑爱跳的天性充分发挥出来。女生的变化尤其明显，“以前下课后，女生基本上坐着不动，现在也开始爱活动了。”韦君说。

学习成绩也在发生变化，古山小学平均语文成绩达到80.8分，首次赶超对照学校。

“心理测试结果表明，试点学校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好于对照学校，更自信，更愿意与人交往。”项目顾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教授何武对本刊记者说。

要当赵博士那样的人

一定程度上，营养餐改变着学生的命运。“有些家长本来不想让孩子读书了，有了营养餐，又让来了。”蓝权说。

由于少地，都安农民大多外出打工，因而这些在校学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打工生活变动不居，孩子家长离异很常见；由于贫穷和医疗条件差，当地成年人的非正常死亡率很高，因而这些孩子当中许多是孤儿。

CDRF负责营养项目的赵俊超博士做过一项统计，古山小学的孤儿比例高达12％～13％，三只羊小学略好，也达到8％左右。

一份简单的营养餐带给这些孩子的，还有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这些孩子并不知道营养餐来自哪里，但是几乎每个学生都认识赵俊超。

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是营养餐项目的具体操作者，多次来到都安。如今“赵博士”已经成为学生们心中的目标，“长大后要当赵博士那样的人!”这是三只羊小学五年级学生袁永草的理想。

袁永草父母双亡，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三只羊小学校长蒙文武告诉本刊记者，永草以前没有生活费，每天都不吃早餐。“学习状态很差，性格内向，可能是感到没有希望。有了营养餐，能吃饱肚子了，性格也慢慢活跃起来。目前成绩冒尖了，听说在家里还有点当家作主的味道。”

袁永草的家在几十里外的深山里。这一天是周五，下午四点多，袁永草吃过黄瓜炖猪肉和米饭，与同学一起赶路回家。

先坐半小时汽车，再用两小时翻越三座高山，袁永草才回到家中。这个叫龙邱屯的地方只有十来户人家，群山环抱，阒然无声。

袁永草的家在龙邱屯大概也算最差的了。“房子是我爷爷小时候盖的。”袁永草说，爷爷今年70多岁，算起来，这个房子建成于解放前。房子一侧的土墙开裂严重，门窗也已倾斜。前后两堵墙多处倒塌，只能靠竹帘遮挡风雨。

家里除了爷爷奶奶，还有婶婶和她的一儿一女，都在上小学。爷爷很瘦，奶奶患有佝偻病，走路的时候弯着腰，几乎匍匐着。婶婶正在屋当中用一只小火炉做晚饭。

家里有七亩地，种些玉米和黄豆，但只够糊口。“如果没有营养餐，永草可能已经辍学了。”一位邻居说。

袁永草皮肤黝黑，正在换牙，门牙掉了几颗，笑起来右颊有个小酒窝，不笑的时候，目光却很成熟。他梦想着自己能考大学，找个好工作。但是，他现在很担心，“怕上不了高中，听堂哥说一年要好几千块。”说完，他长叹一口气，低下头，沉默。

营养餐还会来吗

袁永草还不知道，带给他不少慰藉和希望的营养餐，正在与他告别。

赵俊超说，两年多的试验证明营养餐效果很好，但是基金会能力有限，不可能继续做下去，“从下学期开始，基金会就不再资助这个项目了。”

要继续提供营养餐，如果没有外援，就得当地政府和学校自行解决。

三只羊小学校长蒙文武说，他正在征求家长意见，将国家的“两免一补”资金(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小学生每天补助2元，中学生每天3元)集中起来，继续供应营养餐。

古山小学校长韦君也咨询了一些家长的意见。大部分家长希望继续办营养餐。

韦君算了一笔账，将一天2元的“一补”集中到学校，食堂的4名工友每个月共2000元工资，每个学生再分摊一点，大致可以维持营养餐供应。

但是，韦君有另一层担忧：“这样做合理，但不一定合法，需要上报教育局，教育局同意就发个文，可不能到时候说我们挪用!”

9月3日，新学期开学已经两天。本刊记者致电蒙文武，他说营养餐已经停办，“当时的想法没法落实，因为上边要求很严，补助必须发到学生手中。”古山小学也同样如此。“不敢弄。”韦君说。

袁永草又回到了一日三餐吃黄豆饭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