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与减法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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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与层次可分为五个方面。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在自己的专业基础上不断地丰富自己、扩展自己、超越自己，让自己的学识不断增长，变成一个大文科 “杂家”，也就是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对自己做加法；同时大学语文教师还必须做减法，应善于抽象概括、提炼总结，创造出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课程特点的教学理论与教学模式。加法是基础，减法是结果；加法是量变，减法是质变。大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具有全方位的优势。

关键词：加法 减法 大学语文教师 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3-0005-04

笔者不是谈数学，谈的是教学。所谓加法是针对教师的，所谓减法是既针对教师又针对学生的。教师要学会不断对自己做加减法，对学生做减法。对自己做加法才能抛开讲稿，在课堂上深入浅出、潇洒自如、旁征博引、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对自己做了减法才能对学生做减法，才能教给学生课程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加法与减法是教学中的辩证法，是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

一、对自己做加法，扩展自己的专业范围

对自己做加法要求教师在业务上不断提高自己，这个业务是宽泛的而不是狭窄的，是高屋建瓴的而不是目光短浅的，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硕士也好，博士也好，不少人的知识仅局限于专业，而且是小专业，不是大专业。笔者每次参加中文系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发现70%的研究生做的论文，居然都是研究一位二三流作家的年谱，跨学科的论文基本没有或极少，研究领域如此雷同如此狭窄，反映了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内容之浅薄，视野之狭窄。比如攻读文学的对语言不通，攻读古代文学的对现当代文学很生疏，甚至攻读先秦文学的对唐宋元明清文学不甚了了。至于文学之外的知识就更是少得可怜，甚至一无所知。这些研究生毕业后如果当老师，就需要不断对自己做加法，进行再学习、再扩展。一位教师可以而且应该在教学中发挥专业优势，但不能局限于自己所学的专业。专业越狭窄就越不利于教学，仅仅局限于自己专业的老师甚至很难算一个合格的老师。

做加法对大学语文教师来说尤其重要，这是由大学语文课程的特点决定的。作为通识教育课的大学语文，带有很强的综合性，内容宽泛、广博，假如教师知识面狭窄，就很难摆脱依靠参考资料照本宣科的局面，也很难有独到的见解与创造性，何谈胜任这门课程的教学！笔者曾应邀主编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参加编写者全是邀请方拟定的，结果交来的稿子有若干篇全文照抄笔者在另一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于是不得不打回去让他们重写，但第二稿依然如此，最后只得由笔者自己来写。有的教师曾说：上专业课不要紧，上大学语文，我就感到紧张。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语文涉及面广，教师知识积累不深不广所致，当然教学艺术与方法也是原因。笔者常对年轻教师说要搞大文科不要搞小文科，即是就此而言。大学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可以分这样几个层次：教育学与课程论是第一层次；语言文学为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除包括自己所学的专业外，还应包括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在近三十年的流变）以及外国文学等；政治、历史等为第三个层次；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为第四个层次，其中儒释道（包括玄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对解读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尤其需要掌握；关注世界与国家时事，关注当下社会的政治走向、文化思潮、价值趋向与审美动向，并能作出独立的较为正确的判断是第五个层次。现在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时代，作为一个教师，特别是大学语文教师，应有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与博大的人文情怀，关门读书，不问世事，对当下漠不关心的书呆子态度是不可取的。

教育学与课程论作为第一层次最易为人忽视，然而没有这一层作基础，专业功底再厚实，教学效果也会打折扣。同样一门课程，同样一篇作品，不同的老师教，尽管其学历一样，为什么效果大不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曾在《中学语文》杂志当编辑，该杂志着重介绍过国外几位教育家的先进教育理论，辟专栏讨论过专业知识与教学能力的关系问题。以为欲做一个好老师，必须具有先进的教育观念，知识必须转化成能力。知识为体，能力为用。倘若缺乏教学能力，知识再多，也只能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陈景润是个杰出的数学家，具有超人的专业水平与研究水平，但他缺乏教学能力，幸喜他由学校调入了中国科学院，才有“哥德巴赫猜想”，否则他终其一生也只能是个平庸的老师。而教育学与课程论无疑能帮助一个教师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水平与教学能力。笔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读了几本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著作，读了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论集》，还读了国外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布鲁纳、考夫卡等的著作。这对笔者大有裨益。笔者二三十年来教学较受学生好评与欢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诸种教育理论的学习借鉴。

汉语言文学是大学语文教师的基本专业。如果说汉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那么不少教师熟悉的只是自己所攻读的二级学科，这就给教学带来了不便。其实不论你读的是一级学科下的哪个二级学科，都应当通晓文学理论与古今文学史以及语言学等有关知识。历来文史哲政不分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分家，在具备汉语言文学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具有政治、历史、哲学等知识。如果说，文学离了政治、哲学（包括宗教）与历史等，不仅本身变得肤浅和狭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无本之木的话，那么语文教学离了哲学与历史这些文化，也同样变得肤浅狭窄和没有根柢。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丰富自己、扩展自己、超越自己，让自己的学识不断增长，变成一个大文科 “杂家”，这就是教师做的加法。

二、对自己做减法，创立科学的教学理论与模式

一个好老师，仅对自己做加法还不够，还必须经历一个由加法到减法的过程。厚积后要薄发，要善于抽象概括、提炼总结，将自己摄取的各方面的知识概括总结出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课程特点的教学理论与教学模式，这是减法。而减法这一步常常不为人重视。其实做好减法这一步，比做好加法更重要，因为这是由知识至能力的关键一步。加法是基础，减法是结果；加法是量变，做了减法才是质变。只会做加法的人正如叶圣陶先生所斥的“两脚书橱”，既会做加法又会做减法的人才是好老师。这就是加法与减法的辩证法。

有些老师不善于做减法，也即不善于提炼概括，满足于用繁琐的背景、资料和知识对学生进行狂轰滥炸，也不问这些资料对学生究竟有多大用处。一堂课背景和资料占了四分之三，文本解读当然没有了时间。由于学识与功夫不到家，对所占有的资料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无法迁移运用，作通盘考虑，也就不能提炼概括，只有不加选择地用许多无序的原始资料与知识来填充课堂与学生头脑。

笔者大学语文课程的理论教育模式、文化教育模式等就是在不断对自己做加法，又由加法到减法的基础上创立的。理论教育模式以文学理论和美学为专业指导。无论哪门课程都应有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大学语文亦然。大学语文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规律是就文学的性质而言的（大学语文教材内容虽然宽泛，但主要还是文学作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家情感的，文学的性质决定了阅读文学作品必须通过品味语言来实现。大学语文课程的任务就是要教会学生品味语言，并通过品味语言来领悟作品的形象，体验作家和人物的感情。语言、形象和情感，这就是大学语文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对于非文学作品，则应抓住语言、逻辑、思想）。“语言、形象、情感”在教学中始终起着“纲”的作用、指导的作用，同时在这个“纲”下面，根据不同的作品又可以衍生和引申出其他许多“目”来，也就是一些具体的阅读欣赏理论和规律，而具体的理论和规律又可以加深强化对基本理论、基本规律的认识。例如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形象，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反思以浮夸为特征的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祸，揭示“让种粮食的人吃上粮食”这一朴实的治国道理，寄托着对李铜钟这个大队书记深深的敬意和同情。悲剧形象是这一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学生理解了悲剧形象，不仅能读懂了李铜钟，而且也能读懂其他悲剧文学作品。

大学语文是人文意义上的语文（当然也带有工具性、基础性，但主要是人文性）。 “文化”是提高大学语文课程学术和教学层次的重要因素。没有文化的语文课，语文教材的价值将丧失一半。只看到语文教材的知识性、文学性，看不到文化性，无疑是对教材资源的极大浪费；没有文化视野与文化阐释的作品分析，永远只能停留在就文论文、不能超越、不能伸发的陈旧的教学模式中和低层次的水平上。当然此处说的文化，不仅是指传统文化，也包括当代文化。如上所述“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的人生态度，正好可与当下物欲横流、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相对照，从而起到教育学生的作用。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才能指点江山，与青年人有心灵上的沟通，才能对学生的成长有哲理的启迪，也才能获得学生认同。

三、对学生做减法，传授课程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

教师经历了一个由加法到减法，即由积累到提炼、由具象到抽象、由知识到能力的过程后，就能够得心应手地、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做减法。经历了一个由加法到减法的过程，教师向学生传授的就不是杂乱无章的繁琐零乱的资料和知识，而是经提炼概括后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具体知识是永远也教不完的，好学的学生完全可以凭借工具书自己获得，而治学的方法、基本的规律以及思考的过程必须依靠老师传授，如前面说的阅读文学作品应通过品味语言来实现，而品味语言与诠释语言是不一样的。诠释语言是就语言的原始意义、通常意义而言的，体现语文课的工具性；品味语言则指语言在文本中的引申意义、情感意义、象征意义、文学意义、审美意义，即言外之意而言的，体现语文课的人文性。诠释是基础，品味是提高。这是由语言、形象、情感这个总理论、总规律派生出来的阅读文学作品之子规律、子方法，虽然并不高深，但必须靠教师传授。再如古诗词中常抒的愁情，往往以“秋思”之方式体现。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表现在汉字构造上，就往往取诸自然与人类自身，正如一个“秋”字加一个“心”字是“愁”字然。自然界的秋天，万木凋零，肃杀凄凉，极易触动人的思家思亲之情和身世沉浮之感，因此“秋思”便成为古诗词常写不衰的题材。古诗词中常出现的“芳草”“渔樵”等意象，大多已不指自然界的青草和真正意义上的渔夫樵夫了，已被约定俗成地赋予了某种文化和审美含义，具有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对于具体的课文常常也应或从文化上，或从文学上，找出规律、总结出理论。如上所举齐宣王称赞颜[]“归真返璞”，只有把“真”与“璞”所蕴藏的文化意义揭示出来，学生才能理解这两个字以及这个道家成语在中国古籍中的特定含义。《礼记・大同》，则应将重点放在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不同的社会本质与社会形态上，从理论（当然是浅层次）上帮助学生弄清 “礼”的主要内容和小康社会为什么必须“礼义以为纪”。要深入浅出地把这些政治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必须对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然后才能剥茧箨笋，提炼成简约、概括、生动的语言传达给学生。这些均是由理论教育模式与文化教育模式派生出的具体阅读规律与方法，而这两种模式往往又是交叉融合的。称之为方法的知识是一以带十，但如果教师自己没有相当的阅读量和跨学科知识积累，并将其融会贯通转化成教学能力，是不可能总结出来的。学生掌握了基本的阅读规律，又掌握了一些具体的阅读方法以及必要的文化知识，就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不变应万变，既减轻了学习负担，又提高了学习质量与学习速度，获事半功倍之效。

这里可以借用西方“格式塔”心理学（即完形心理学）的理论来说明。格式塔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即：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部分相加将产生一种“新质”，即“格式塔质”。这种新质并不属于具体的任何部分，却可以统领涵盖各个部分，各个部分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个格式塔是一个完全独立于部分的全新的整体。假如将语文教材这批例子看成一个个部分，成功的教学应当使学生得到一个大于这些例文之和的全新的整体和“新质”，即大于这些单篇例文之和的基本概念、理论、规律、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诸种能力。知识越带规律性，越向理论迈进，就越便于记忆、便于理解、便于迁移、便于运用、便于创造。离开理论的知识永远只能是一盘散沙。

四、大学语文教师的全方位优势

有人总说大学语文老师没有专业，他们不知大学语文老师的专业是一以带十的，是全方位的，这个全方位，就是指大文科。以自己所攻读的专业为圆心，以政、史、哲（包括宗教、美学）、教育学、社会学、当代文化等为半径画一个圆，这就是大学语文老师的专业。大学语文教师相对于专业课的教师，其优势就在于这个全方位、大文科。这个全方位能帮助大学语文教师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深刻的思想、更丰富的知识、更开放的教学思路和更灵活的教学手段，代任何课都能够游刃有余，并推陈出新、标新立异。这就好比蜜蜂采蜜酿蜜，采蜜是加法、是积累，酿蜜是减法、是果实。采蜜是酿蜜的基础，但采蜜不是本事、不是目的，酿蜜才是本事、才是目的。一只蜜蜂能酿各种各样的蜜才是大本事，一位教师能开多种课才是真本事（不是指那种以迎合市场为目的，没有经过多少积累与提炼甚至仓促上阵的课）。笔者曾受命开设 “中国古典诗词”的选修课。在一般人想来，古典诗词无非是按朝代从《诗经》讲起，一直讲到清、近代；或者按各朝有代表性的诗人，或者按诗人的流派一一讲来。但笔者却跳出此种窠臼，按这样的提纲来授课：一、中国古典诗词常识；二、中国古诗词的美学特征；三、庄禅美学之于中国古诗词；四、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五、中国古典诗词与当代流行歌曲。笔者称这个体系为美学文化体系。另辟蹊径、自成一格的教学体系令选修此课的学生，包括中文系的选修生大开眼界，兴趣盎然，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这就得益于笔者多年来对跨学科知识的积累和提炼，得益于对当代文化的关注，得益于不断对自己做加法和减法。

多年来，笔者深感做一个合格的大学语文教师是很难的，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的。只有平时在书本上和人生上注重积累，不断给自己做加法和减法，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才能通过对语文教材这批例文的教学，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帮助学生进入丢开老师，“自能获取、自能阅读、自能欣赏、自能辨别”的境界（叶圣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