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理标准谈到音乐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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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证明,只要事实真理,不要理性真理,是西方文明没落的哲学根源。这说明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我国的文化生态忧喜参半,音乐工作者大力推进普及工作应是为保护音乐生态而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关键词:音乐学;音乐美学;事实真理;理性真理;音乐生态;创作环境

中图分类号:J60-02文献标识码:A

30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许多思想家都阐述过。为什么还要讨论?这是因为正确的观点如果不被今天的群众所掌握,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历史在发展,新问题层出不穷,真理问题确实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一、事实真理

2009年是维特根斯坦(1889-1951)诞生120周年,他是奥地利人,却成了剑桥学派的首领!“这个运动支配着今日的英国哲学,并且传遍到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和盎格鲁萨克逊势力强大的诸国。”①他的前期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1922),后期代表作是《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完成于1945,第二部分完成于1949)。

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维特根斯坦感谢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ai)和P.斯拉法(P.Straffa)对他的《逻辑哲学论》的猛烈抨击,这帮助他纠正了错误。维特根斯坦这种勇于承认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在《逻辑哲学论》中,有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凡是能够说的事实,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②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却为一个说不清的“游戏”概念说了很多话。最后他说:“难道我的游戏的概念不是已经完全表达在我所能给予的解释中了吗?③;“你能划出界线来吗?不能……但以往你在使用‘游戏’一词时并未感到有什么不便。”“我们不知道界线,因为界线还没有划出来。”④事实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释。我们要求找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概念――“我们看到了相似点重叠交叉的复杂网络:有时是总体的相似,有时是细节的相似”。⑤朱狄先生在《西方当代美学》中译文是:“部分相似和一种交叉相似的网状形态”。维特根斯坦不仅是说“游戏”这个特定的词是家族相似概念。他解释说“我用‘游戏’一词指语言游戏。”⑥他后期的观点是,一切语言都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这是一个与他的前期思想针锋相对的观念。在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的是理想的、标准的、规范的语言。那时,他认为,语言与其称指的对象必须构成一对一的关系。“决不是两个不同的简单的东西具有同一个名字”⑦。

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早就提出了数学中的变数,语言中的概念,它们都是“不饱和”的即不确定的观点。它们都是一对多的关系,而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变数必须代入常数才有确定的值,语言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中(大语境指历史境遇,小语境指上下文),才有确定的语义⑧。这种“一与多”的关系,实际上就像一个家族和同一家族中的多个成员的关系。维特根斯坦从1911年起就师从弗雷格,他不会不知道弗雷格这一观点。但是,直到写《哲学研究》时,他才在用“一对多”的“家族相似”式的对应关系取代了“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时至今日,许多人还在坚持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观点。否认语言的不确定性。到底是维特根斯坦从正确走向了错误?还是从错误走向了正确呢?“实践”标准就能给出答案。

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语言是有限的。以汉语为例,被认为最完备的《中华大字典》收入单字四万八千多个,常用字不过几千。对每一个字的解释都有许多条,这种“以一对多”,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优点。因为给每一个具体对象都造一个字,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真的要这样做,那样的语言就太难学了。

语言是抽象的概念。许多哲学家都说过,“概念”和“定义”是一回事。用洛克的话来说,“定义必含事类和种差”⑨。我就简称之为“类加种差”。“类”就指该事物的普遍性。“种差”即种与种之间的差别,指该事物的特殊性。在定义的抽象过程中,被抽取的只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而把个别性省略了。比如“好人”、“坏人”,其中的“人”表示的就是类,即普遍性。“好”、“坏”表示的就是种差即特殊性。这样说来,语言是不能表示个别性的,那它怎能实现交流作用呢?所谓语言交流就是用语言来唤醒对方的生活经验。语言只能提供所说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听者一方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补充其个别性的。这一补充正是皮亚杰所说的“同化”即客观知识主体化的活动。皮亚杰的“S(刺激)-A(同化)-R(反应)”公式之所以合理,原因也在于此,理解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必然通过同化过程而具有了主体性。

语言的多义性是事实,我们不承认它,我们的认识就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存在”就包含“是”、“有”、“在”多重含义。仅说一个“是”,它也既包含当下的“是”(此在),又包含着规范的即应该如此的“是”(应在)。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话,就具有规范的应该如此的意思。绝不是每个人都像哈姆莱特的台词说的那样富于理性:“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个上帝!”

真理这个词,也是多义的。当人们讨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时候,绝对真理对应于历史的链条,相对真理对应于链条中的某一环节。由于二者都把认识与客观实在的一致性视为真理。这两种真理概念就同属“事实真理”,它们回答的是认识论中的“真”的问题。

二、理性真理

国际歌中唱的“要为真理而斗争”。人们常说的“追求真理”。说的就是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和理想?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理性的等等问题。这种真理就属于“理性真理”,要回答的是价值论中的“善”的问题。

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关注的“时代病”,马克思称之为“货币拜物教”,胡塞尔在其未完成的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简称《危机》)中称之为人性的危机――人不再被当作人来对待。人被物化了,人的价值被物的价值代替了。

人们都熟悉马克思这句话:“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人们往往直接将这一价值观念外推到一切领域。其实,这里说的是“物”的价值,而不是“人”的价值。

赖金良先生在《人道价值的探索》一文⑩中提出,必须区分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我赞成他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说:“一个人就其自身来说,他的价值不比别人大,也不比别人小”。B11这里说的就是人的价值即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B12这句话中的前一个“价值”是指物的价值。而后一个“价值”是指人的价值,即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就越是丧失了自身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

这就是西方时代病的主要症状,人性被扭曲了。在坚持“个人利益至上”原则的人的眼睛里,只有自己才是人,别人对于我来说,不过是“物”而已。我要看你对我是否有用而决定对你的价值判断。

胡塞尔在《危机》别强调哲学是理性的、普遍的科学。作为理性的、普遍的科学的哲学,在古希腊表现为伟大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形而上学(哲学)是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多少哲学家毕生都在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在胡塞尔看来,理性和存在是同一的,是理性给予存在以意义。“人只有通过为真理而斗争,并以此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才有并能够有这种真正的存有。”B13人所面对的对象是人所意识到的对象,人是在对对象进行认识,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与对象打交道的。因此胡塞尔才说“主体性之谜是一切谜的谜中之谜”。B14

事实真理(求真)与理性真理(求善)是既可分又不可分的。什么是善?在不同的人的心目中的“善”的内涵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究竟谁说的那个善是真善,谁说的那个善是假善?也还是要由实践标准来加以衡量。所谓“不作价值判断”,也有真假之分。实证主义者并不是真“不作价值判断”,“对我有利”和“对我不利”就是他们的价值判断。

胡塞尔认为,欧洲人性危机的哲学原因就是实证主义思潮。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了“思想发展三阶段论”。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已经历了神学阶段(虚构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抽象阶段),他所说的“形而上学”是古老的概念即泛指哲学的概念,而不是后来的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概念。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作为历史都已过去了,现在则是科学阶段(实证阶段)。照他的说法,实证哲学是与自然科学统一的哲学。实际上却是把哲学与科学当成一回事,用自然科学代替了哲学,排除了哲学对科学的指导意义。

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是一种不完全的理性主义。我的理解是,实证主义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时是正确的。当它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时,就陷入了迷误。把达尔文“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原理搬到社会学中来就是例子。实证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只要事实真理,不要理性真理。与此相伴随的必是:只要物质文明,不要精神文明。

自然科学的有效性足以解决物质生产的实际问题。只要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一致,科学实验就一定成功,只要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哪怕有一点不相符合,科学实验也一定失败。这里丝毫不涉及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问题。它的发展就导向实用主义,对我有利,就是真理。这种“只要事实真理,不要理性真理”的哲学,就是西方时代病的哲学根源。实证主义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的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

其结果就是,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道德沦亡,精神空虚。人们失去了本真的存在(应在),虽然人活着(此在还在),却不是像人应该如此地那样活着,而是作为物化的价值为利润而活着。

由此可见,强调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富起来。我们是在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的时候,才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我们应该也可能不要照样重复西方现代化中的错误。及时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反思,避免西方的时代病是可能和必要的。美国的今天不应该就是我们的明天。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市场经济应该为我所用,我们是人,不应该异化为利润的奴隶。

过去我们往往对伦理和道德常不作区分。其实,伦理与道德不在一个层次上,在伦理这一层次上,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例如,父母应该抚养子女,子女应该孝养父母。父母慈、子女孝是涉及双方的伦理。道德则处在更高的层次上,它只做贡献,不图回报。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是道德高尚的典型代表,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己并不从中得到任何个人利益。

三、音乐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进步,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经济建设高潮正在推动文化建设的高潮。音乐学的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许多同志都提到了音乐学家应该关注现实音乐生活的问题,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10年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张之沧教授写了一本《艺术与真理》。在第一章的开始处就写道:“今天,似乎到了这样一个扑朔迷离和令人费解的时代,……一台国家级水平的交响乐演出,听众寥若晨星,而一位怀抱吉它、声嘶力竭、似唱非唱的“歌星”,却能吸引数以万计的歌迷。一部推动精神文明的哲学著作或科学著作无人问津;而老朽顽固的辜鸿铭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其印数仅在1996年就达6万册之多。”这些话言中了,也许同时也言重了。我对流行音乐的看法是“两头小,中间大”。最好和最坏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是中间性的。我们当然应该在看到积极面的同时也看到消极面。张之沧教授说的高雅音乐处于困境,低俗音乐处于顺境的情况也是事实。10年过去了,情况是否好了一些?恐怕很难说问题已不复存在。

一位博士生对我说,我们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高雅音乐现在只有少数人听,以后会怎么样?高雅音乐将来会不会消失?这就未免太悲观了。

这就涉及到了音乐生态学问题。一是市场经济每日每时产生的追求利润的观念的冲击,二是群众欣赏水平不高。这就是大好形势下的不利因素。

写文章,该写。可是,究竟文章能起多大作用?音乐工作者究竟该做些什么呢?

只有当社会真正需要的时候,音乐事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当社会知道它自己的真正需要的时候,它才会认识到应该要求满足这种需要。

根本的出路可能在于大力推进普及工作,踏踏实实提高群众的音乐水平。音乐学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到工厂、部队、农村、学校、机关去。据了解,日本的音乐学者大部分是从事普及工作的,我们培养的音乐学学生的出路恐怕也在于此。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国家规定在普通学校中必须设立美育课程为普及美育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在发达国家中,一些钢琴商人会主动赠送给音乐学校一批钢琴,道理很简单,会弹钢琴的人越多,买钢琴的人才可能越多。尽管这是利润原则在驱使,他们总还知道“普及”与“开拓市场”之间的必然联系。我国的钢琴工商业者可能还不具有这样的眼光。不要以为大学生、研究生作普及工作是屈了才。我是在学校和工厂中作过一些讲座之后,才知道普及工作并不容易。只有群众提高了文化水平,音乐事业的发展才大有前途。没有普及,提高就失去了基础。有了普及,跟着就需要提高,也必然促进提高,从而可能开辟出建立良性循环的宽阔道路。

关于提高与普及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得非常透彻。我建议,我们的青年学子都能认真地学习的这一讲话。我们这一代人在学习做人方面都曾从这一讲话中受到教益。(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本《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页。

② 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本《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页。

③ 维特根斯坦著,汤潮、范光棣译本《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页。

④ 维特根斯坦著,汤潮、范光棣译本《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7页。

⑤ 维特根斯坦著,汤潮、范光棣译本《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6页。

⑥ 维特根斯坦著,汤潮、范光棣译本《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8页。

⑦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罗素为《逻辑哲学论》写的《导论》部分。

⑧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0、49、53页。

⑨ 洛克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下册,商务印书馆,第15页,《家庭图书馆》电子光盘第5-L01号。

⑩ 《家庭图书馆》电子光盘第P08号,当代哲学丛书编委会编《今日中国哲学》,第202、203页。

B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5页。

B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B13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B14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6页。

On the Musical Ecology from the Criterion of Truth

MAO Yuan

(Music College, Nanjing Arts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0013)

Abstract:Practice shows that factual truth, instead of rational truth, is the philosophical roo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decline. It ve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ecology is both pessimistic and optimistic. The feasible solution to protect the musical ecology is for musical workers to reinforce its popularity.

Key Words:musicology; musical aesthetics; factual truth; rational truth; musical ecology